我两岁那年，父母离婚。那是一个梅雨季节，空气黏腻得能拧出水来。
我记得客厅里堆着纸箱，母亲穿着米色风衣站在窗前，父亲背对着门口抽烟。他们没有争吵，
只是沉默地分割着七年的婚姻。茶几上放着两张纸，后来我知道，那叫离婚协议书。
后来我知道，是父亲出轨。对象是他公司的实习生，比我母亲年轻十岁，会弹钢琴，
笑起来有酒窝。母亲发现时，婚纱照还挂在床头，我才刚学会叫“爸爸妈妈”。
母亲最初不要我。我听见她在电话里对外婆说：“孩子跟他，我一个人走。
”声音冷静得像在讨论天气。窗外雨声淅沥，我坐在地板上拼积木，一块红色，一块蓝色，
拼不成完整的房子。但最终，她改了主意。她把我留下了。不是出于爱。
是为了证明——出轨的人该失去一切，而她是赢家。
我是她能从这场破碎婚姻中带走的唯一战利品，是她向父亲宣告胜利的旗帜。我太小，
还不懂这些，只记得她抱起我时，手臂很僵硬，没有母亲的温度。于是，
我成了她的“战利品”。然后，我被送到了外公外婆家。她走得很快，几乎没有回头。
高跟鞋敲击楼道的声音，一声声远去，最后消失在楼梯转角。我趴在窗台上看她的背影，
她拖着一个红色行李箱，那抹红色在灰蒙蒙的雨巷里移动，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
消失不见。我记得她出门那天，箱子立在门口。外公在客厅抽烟，
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模糊不清。外婆在厨房洗菜，水声哗哗，盖过了所有可能的情感流露。
两个姨坐在沙发上，低声说：“走了也好，省得拖累。”没人问我要不要跟她走。
我站在门口，仰头看她。她蹲下身，整理了一下我的衣领，手指冰凉。“听话。”她说，
然后站起身。那一刻，我看见她眼眶微红，但很快被冷漠取代。她的视线掠过我，
对外公说：“孩子放你们这儿了。”那一刻，我成了一件寄存品。像车站的行李，
被贴上标签，等待不知何时会来认领的主人。后来她去了美国，又嫁到香港。
每年会寄一次钱，偶尔打电话，总是在凌晨。她说那边是白天，我却总在睡梦中被吵醒，
迷迷糊糊听着陌生的声音讲述陌生的生活。她说纽约的雪，说香港的茶餐厅，
说新丈夫的公司。从不问我想不想她。而我，被永久寄存于此。外公家很大，三室两厅，
但没有我的房间。最初我和外婆睡，七岁那年，表哥来家里长住，我便被移到了走廊尽头。
我睡在角落的小床上，靠近杂物间。那其实不算床，是用两个长凳搭上木板拼成的。
冬天冷风从门缝渗入，我裹着两层棉被仍会发抖。夏天闷热无窗，蚊虫在耳边嗡嗡作响，
汗水浸湿草席，留下深色印记。床下塞着我的全部家当：一个旧书包，几件换洗衣服，
一个铁皮盒子装着母亲寄来的明信片。那些明信片上的风景很美，
自由女神像、维多利亚港、迪士尼城堡，
背面总是简短的几句话：“好好听话”“努力学习”“勿念”。吃饭时，
我总是最后一个盛饭。不是规矩，是习惯。餐桌是圆的，能坐八个人。外公坐主位，
外婆在他右边，接着是两个姨、姨父、表哥们。我坐在最靠近厨房的位置，
方便起身添饭拿东西。二姨常在我伸手夹菜时说：“小孩子吃那么多干嘛？
”她的手会不经意地挡住转盘。三姨接着说：“女孩子养大了也是别人家的。
”然后给表哥夹一块红烧肉。外公很少看我，他只关心表哥们的成绩。“这次考了第几名？
”“数学多少分？”“能不能进重点班？”他的问题像检查清单，一项项核对。而我，
即使拿了满分，也只能得到一声“嗯”。我摔破膝盖那次，血顺着小腿流下来，染红了袜子。
我咬着嘴唇不哭出声，但眼泪控制不住。外公从报纸后抬起眼，说：“别哭，吵。
”然后继续看报。外婆悄悄拿来碘酒和纱布，在厨房帮我处理伤口。她动作很轻，
但消毒时我还是疼得发抖。“忍一忍，”她说，“很快就好了。”外婆会在夜里偷偷进来，
塞给我一个鸡蛋或半块馒头。她穿着拖鞋，脚步轻得像猫。月光从走廊窗户透进来，
照见她花白的头发和佝偻的背。她小声说：“别让你外公看见。”我问：“为什么？
”她叹气：“家里要和气。”那时我不懂。后来才明白，她的好，必须藏在阴影里。
白天在饭桌上，她永远附和别人。“她不懂事。”当我不小心打碎碗时，外婆这样说。
“她得让着表哥。”当表哥抢走我的玩具时，外婆这样说。“她妈也不管她。
”当有人问起母亲时，外婆这样说。她一面这样说，一面在深夜为我掖被子。这种割裂的爱，
像钝刀子割肉，不致命，但持续地疼。我学会了两种表情：一种对外，一种对内。
对外的表情是顺从的、安静的、透明的。在外公面前，我低头走路，轻声说话，
尽量不引起注意。在姨们面前，我快速完成交代的事情，不反驳任何评价。在表哥们面前，
我主动让出电视遥控器、电脑、更好的椅子。对内的表情只有独处时才出现。
我会在洗澡时对着雾气模糊的镜子做鬼脸，会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墙编故事，
会在作业本空白处画小人。那些小人都有翅膀，
飞向各式各样的窗户——那是我对“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想象。七岁生日那天，
母亲从香港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有一条粉色裙子和一本童话书。裙子太大了，能装下两个我。
童话书是英文的，我看不懂。外婆说：“先收着，长大了穿，长大了看。
”我抱着裙子和书回到角落，第一次认真思考“长大”这个词。长大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裙子会合身？意味着能看懂英文？还是意味着可以离开这里？那天晚上，
我把童话书一页页翻开，虽然看不懂文字，但插图很美：城堡、森林、公主、王子。
我在空白处用铅笔写下歪歪扭扭的字：“等我长大了，我要去很远的地方。”然后迅速擦掉，
怕被人看见。第一次清楚看见他们的态度，是在家庭群里。那年我十三岁，刚上初中。
学校要求加入家长群，外婆不会用智能手机，便把旧手机给了我。那是二姨淘汰的，
屏幕有裂痕，电池不耐用，但能上网。外婆让我帮她看消息，
我点开那个叫“我们一家人”的群。成员列表里，
有外公、外婆、两个姨、姨父、表哥们、母亲，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亲戚。里面没有我。
但他们正在谈论我。往上翻聊天记录，
我看到三天前的对话：二姨：“她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昨天让她洗碗，居然说作业多。
”三姨：“她妈当初就不该留她，现在成了我们的负担。”大表哥：“她老用我电脑，
烦死了。”我妈回了一句：“她从小就这样，性格不好。”接着有人发了一张照片，
是我穿着表哥淘汰的旧运动服，袖子太长卷了好几圈，裤腿拖地。那是我去年学校的运动会，
全班合影，我站在最边上，衣服松垮垮的。下面是一排笑脸表情。没有一个人替我说话。
包括外婆。她在群里回：“算了，小孩子。”我的手指停在屏幕上，很久没有移动。
浴室传来水声，是外婆在洗澡。客厅电视响着，是外公在看新闻。表哥在房间打游戏，
键盘敲得噼啪响。一切如常。只有我知道，有些东西永远地改变了。那天晚上，我没哭。
眼泪在眼眶里转了一圈，又被咽回去。我只是把手机放回外婆枕头下，回到自己的角落，
躺下，睁眼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纹。那些裂纹像地图，我想象着每条路的尽头是什么地方。
突然明白了：原来我在这个家里，是可以被公开嘲笑的。而我妈，不但知情，还参与其中。
从那天起，我变得异常安静。不再提问——“为什么表哥可以去夏令营而我不能？
”“为什么我的校服是旧的？”“为什么生日没有蛋糕？”这些问题，我问过一次，
得到的是“你怎么这么不懂事”的眼神。于是我不再问。不再要求——不再要求买新文具，
不再要求一起去公园，不再要求辅导作业。我用表哥用剩的铅笔头，在作业本背面打草稿。
不会的题目，就等到课间问老师。不再解释——打翻牛奶时，
我不说是因为地板滑；弄脏衣服时，我不说是表哥推的；成绩下降时，
我不说是因为晚上冷没睡好。解释需要倾听，而这里没有人真的在听。外公说什么，
我就点头。姨骂我，我就低头。外婆让我忍，我就忍。我开始早早起床，五点半，
天还没亮就轻手轻脚爬起来。先烧一壶开水，然后扫地、拖地、擦桌子。六点，
开始准备早餐，外婆会起来帮忙。七点，所有人陆续起床，我已经吃完自己的稀饭，
在阳台背英语单词。晚上，我最后洗澡，然后洗全家人的衣服。手洗，
因为洗衣机是二姨买的，她说我衣服少，用手洗就行。冬天的水很冷，我的手长满冻疮，
红肿溃烂。外婆偷偷给我一支药膏，说：“别让你姨看见。”深夜，等所有人都睡了，
我才开始写作业。用小台灯，亮度调到最低，怕光从门缝漏出去被说浪费电。
有时写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五点半又起床。不是出于懂事。
只是不想再听到“没用”两个字。我只有一个愿望：离开这里。初中毕业那年，
我考上了重点高中，但需要住校。外公在饭桌上说：“住校要多少钱？
”二姨接话：“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早点工作帮衬家里。”三姨点头：“就是，
我同事女儿初中毕业就去打工，现在每月寄三千回家。”外婆没有说话，低头扒饭。
我也没有说话，但那天晚上，我查了高中奖学金政策。如果成绩保持年级前十，
可以免学费和住宿费。高一的第一次月考，我考了年级第三。拿着成绩单回家时，手在颤抖。
外公看了一眼，嗯了一声。二姨说：“运气好吧。”三姨说：“别骄傲。”但我看到了希望。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只剩下两件事：学习和干活。课间十分钟背单词，食堂排队时看笔记，
晚上熄灯后打手电筒复习。周末回家，我承包所有家务，换来几个小时的安静学习时间。
高二那年，我开始在网上接翻译兼职。用学校的电脑，每千字十五元。
攒下的钱藏在铁皮盒最底层，上面盖着母亲寄来的明信片。盒子里还有一张中国地图，
我用红笔圈出我想去的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每个圈旁边写着大学名称和历年分数线。有时深夜醒来，
我会想：如果当年我妈真的没留下我，会不会更轻松？跟着父亲，至少会有个名义上的家？
或者被送到孤儿院，会不会比现在更好？但很快我就摇头。比较没有意义，现实就是现实。
至少，我不必日复一日站在一个从未属于我的地方。我不恨她。我只是学会了，不指望她。
外婆生病那年外婆生病那年，我高三。她是在厨房晕倒的，脑溢血。送到医院抢救，
医生说以后半身不遂，需要长期照顾。家里开了家庭会议。外公说他要人照顾，
不能整天陪医院。二姨说工作忙，三姨说孩子小。最后决定请护工，白天照顾，
晚上轮流陪床。轮值表上，我的名字出现在每个周末的晚上。周五放学，我直接去医院，
待到周日晚上。那段时间，我带着复习资料去病房，一边照顾外婆，一边准备高考。
喂饭、擦身、换尿布、按摩腿。护工阿姨说：“没见过这么孝顺的外孙女。”外婆不能说话，
但眼睛会跟着我转。有一次我趴在床边睡着了，醒来发现她的手搭在我头上，
轻轻地摸我的头发。那只手布满老年斑，颤抖着，却很温暖。出院回家后，
照顾外婆成了我的固定任务。每天早晚帮她做复健，扶她从床到轮椅，从轮椅到厕所。
她瘦了很多，我抱她时能感觉到骨头的轮廓。一个深夜，我扶她起夜后，坐在床边陪她。
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声音含糊但清晰：“还是你心软。”那一刻，我几乎以为，
她会站在我这边。这个家终于有人看见我的付出，承认我的价值。但第二天，二姨来看她，
坐在床边说：“她不懂事，总顶嘴。”外婆立刻点头：“是，她性子不好。”我站在门口，
手里端着药和水，听得清清楚楚。那天晚上，她依然在我碗底藏了一个鸡蛋。什么都没说。
我坐在床边，看着那个鸡蛋，很久没动。鸡蛋还温热，握在手里很踏实。但我突然不想吃。
我终于懂了：她对我的好，只能存在于不被发现的时刻。她不保护我，是在所有人面前。
她需要这个家——需要外公的退休金，需要姨们的偶尔探望，需要表面的和睦。而我，
只是她顺便心疼的那一个。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在网吧查分。超过一本线六十二分，
可以报我想去的那所南方大学。回家告诉外公，他点了点头：“那就去吧。”没有喜悦，
也没有不舍，就像听说我要去超市一样平常。二姨说：“学费怎么办？
”我说：“有助学贷款，还可以兼职。”三姨说：“跑那么远，以后谁照顾外婆？
”我没有回答。录取通知书寄来时，我在超市打工。晚上回家，看到信封被随意放在鞋柜上，
已经拆开了。里面除了通知书，还有新生指南、缴费说明、地图。我拿着那几张纸回到角落，
一遍遍地看。学校的照片很美，图书馆像帆船，宿舍楼崭新明亮。最重要的是，
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不是“某某的外孙女”，不是“谁谁的女儿”，就是我自己的名字。
离开那天，没有人送我。行李很少：一个旧箱子，几件衣服，大学录取通知书，铁皮盒子。
外婆偷偷塞了两百块钱，用红布包着。她站在厨房门口，低声说：“路上小心。
”眼睛看着地板。外公在客厅看电视，新闻播报着台风消息。他没看我一眼。
二姨在房里打电话，说的是晚上打麻将缺一个人。三姨只说了一句：“别在外面丢脸。
”我关上门，站在楼道里深吸一口气。箱子不重，但我提得很慢，一步一步下楼。
脚步声在空旷的楼梯间回响，像倒计时。心里异常平静。没有不舍，也没有期待。
就像完成了一个漫长的任务，终于可以交卷。第一次知道，离开一个地方，
可以如此轻描淡写。公交车开动时，我没有回头。
窗外熟悉的街景向后退去：常去的菜市场、读过的小学和初中、外婆买菜必经的桥。
这些画面曾经构成我的整个世界，现在却像褪色的背景板。不能回头。心软是奢侈，
而我已经负担不起。学校宿舍还没开放，我在城中村租了一个单间。房子很小，十平米，
在二楼。窗户对着一堵灰墙，距离不到两米，阳光只有正午才能照进来一点点。房租三百，
押一付一，用掉了外婆给的钱和打工攒下的大部分积蓄。
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塑料衣柜。公用厨房和厕所都在走廊尽头。
白天上班——我在奶茶店找了份暑期工，时薪十二元，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八点。
晚上回来煮面，清汤挂面加几片青菜，有时加个鸡蛋。第一次领工资那天，
我买了一个小电饭煲。可以煮饭，也可以煮粥。那晚我煮了白米饭，配着老干妈吃了一整碗。
米饭的热气蒸腾在脸上，我突然哭了。没有原因，就是眼泪自己流下来。有一次停电，
整栋楼漆黑一片。我点起蜡烛，在摇曳的光里吃泡面。黑暗中有老鼠跑过的声音，
隔壁情侣在吵架，楼下婴儿在哭啼。但我忽然觉得有点可笑。以前在外公家，人多，
却没有我的位置。吃饭要等，说话要小心，连呼吸都要控制音量。现在独自一人，反而完整。
这十平米的空间，每一寸都属于我。我可以决定几点睡，吃什么，什么时候开灯关灯，
接不接电话。自由很穷，但很干净。开学前一周，第一个找我是二姨。
电话里她笑声亲热：“最近怎么样？一个人辛苦吧？”我沉默，等她说重点。
她接着说：“你表哥要买电脑，手头有点紧，能不能借两千？等你工作了还你。
”我说：“没有。”“怎么会没有？你不是在打工吗？”她的声音立刻冷了，“翅膀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