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记得那个冬天。
京市的雪下得很大，我坐在出租屋里，盯着电视屏幕上的画面。画面里是一个装潢华丽的演播厅，灯光璀璨，台下座无虚席。站在舞台中央的女人穿着一件月白色的礼服裙，头发盘成优雅的发髻，锁骨间挂着我从未见过的钻石项链。她面对着镜头，红唇微启，声音温柔又疏离：“我和陆先生，只是商业上的合作伙伴关系。”
她顿了顿，像是想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嘴角微微上扬：“至于其他的……那些所谓的什么前男友、初恋，都是没有的事。我的感情经历很简单，一张白纸。”
演播厅里响起善意的笑声。主持人配合地调侃了几句，话题很快转向她的新公司和那个即将上市的项目。没有人追问，没有人在意她口中那张“白纸”上，是不是曾经被什么人用力涂抹过。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手里那张皱巴巴的明信片。正面是一座陌生城市的风景，背面是她的字迹，墨水已经有些洇开了，但每一笔每一划我都认得——“阿深，等我一年。一年之后，我们重新开始。”
落款的日期是三年前。
我把明信片翻过来，盯着那座陌生的城市看了很久。那是她当初说要去的城市，她说那里有大片的梧桐树，秋天的时候满地金黄，像电影里的画面。她说她会住在一个有落地窗的公寓里，每天早上都能看到日出。她说她只是出去闯一闯，等站稳了脚跟就回来找我。
我等了一年，明信片来了十三张。每张都写着类似的话——“等我快了再等等”。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明信片断了，电话打不通了，社交账号的头像变成了一个灰色的人影。我试过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去找她，但一个人如果铁了心要消失，你就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
直到今晚，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她。
电视屏幕右上角打着一行小字——“新锐投资人，沈听晚”。画面给了一个特写，她的眼神笃定而从容，像是见惯了大场面，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种让人不敢逼视的气场。和当初在巷口路灯下踮起脚尖亲我的女孩，判若两人。
手机震了一下。
我低头看了一眼，是秦也发来的消息：“深哥，你看到那个节目了吧？卧槽，那是嫂子？”
不是嫂子了。我回了一句：“不关我事。”
秦也又发了一长串，大意是说我真能忍，换了他早就冲到节目后台去问了。我没有回复，把手机扣在桌上，拿起那根已经烧到尽头的中南海，在烟灰缸里摁灭了。
这个动作重复了太多次，以至于烟草燃烧的声音和烟雾的形状都变成了某种背景音，像是生活里永远不会停下来的白噪音。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她离开后的第一个月开始，从等到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第四个月，从希望变成失望再变成一种钝痛的麻木开始，我习惯了在深夜点一根烟，等着天亮。
电视里换了一个节目，我开始收拾桌上的东西。那十三张明信片被我放进一个铁盒子里，连同其他一些和她有关的东西——电影票根、奶茶店的小票、一张褪色的拍立得。铁盒子被塞进床底最深处，和灰尘作伴。
三年前她走的时候，说要去追一个梦。那时候我二十二岁，刚从技校毕业，在一家汽修店做学徒，浑身上下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辆快散架的电动车。她说她拿到了一个大公司的offer，跨专业，很难，但是她想试试。我骑着那辆电动车把她送到火车站，她站在进站口，行李箱的拉杆上挂着一个毛绒兔子，眼眶红红地看着我，说：“阿深，你不要觉得是我丢下你。我只是想去做成一件事情。”
我说好，你去吧。
她说：“你等我。”
我说好，我等你。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她会回来。我相信她说的每一句话，包括“等我一年”和“我们重新开始”。我甚至觉得一年太短了，短到我只够攒够一个像样的戒指钱，只够把自己从一个修车的小工变成一个能独当一面的机修师傅。我在那一年里拼了命地学，白天在店里跟着老师傅拆发动机、调四轮定位、修变速箱，晚上窝在出租屋里看各种技术
京市的雪下得很大，我坐在出租屋里，盯着电视屏幕上的画面。画面里是一个装潢华丽的演播厅，灯光璀璨，台下座无虚席。站在舞台中央的女人穿着一件月白色的礼服裙，头发盘成优雅的发髻，锁骨间挂着我从未见过的钻石项链。她面对着镜头，红唇微启，声音温柔又疏离：“我和陆先生，只是商业上的合作伙伴关系。”
她顿了顿，像是想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嘴角微微上扬：“至于其他的……那些所谓的什么前男友、初恋，都是没有的事。我的感情经历很简单，一张白纸。”
演播厅里响起善意的笑声。主持人配合地调侃了几句，话题很快转向她的新公司和那个即将上市的项目。没有人追问，没有人在意她口中那张“白纸”上，是不是曾经被什么人用力涂抹过。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手里那张皱巴巴的明信片。正面是一座陌生城市的风景，背面是她的字迹，墨水已经有些洇开了，但每一笔每一划我都认得——“阿深，等我一年。一年之后，我们重新开始。”
落款的日期是三年前。
我把明信片翻过来，盯着那座陌生的城市看了很久。那是她当初说要去的城市，她说那里有大片的梧桐树，秋天的时候满地金黄，像电影里的画面。她说她会住在一个有落地窗的公寓里，每天早上都能看到日出。她说她只是出去闯一闯，等站稳了脚跟就回来找我。
我等了一年，明信片来了十三张。每张都写着类似的话——“等我快了再等等”。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明信片断了，电话打不通了，社交账号的头像变成了一个灰色的人影。我试过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去找她，但一个人如果铁了心要消失，你就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
直到今晚，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她。
电视屏幕右上角打着一行小字——“新锐投资人，沈听晚”。画面给了一个特写，她的眼神笃定而从容，像是见惯了大场面，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种让人不敢逼视的气场。和当初在巷口路灯下踮起脚尖亲我的女孩，判若两人。
手机震了一下。
我低头看了一眼，是秦也发来的消息：“深哥，你看到那个节目了吧？卧槽，那是嫂子？”
不是嫂子了。我回了一句：“不关我事。”
秦也又发了一长串，大意是说我真能忍，换了他早就冲到节目后台去问了。我没有回复，把手机扣在桌上，拿起那根已经烧到尽头的中南海，在烟灰缸里摁灭了。
这个动作重复了太多次，以至于烟草燃烧的声音和烟雾的形状都变成了某种背景音，像是生活里永远不会停下来的白噪音。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她离开后的第一个月开始，从等到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第四个月，从希望变成失望再变成一种钝痛的麻木开始，我习惯了在深夜点一根烟，等着天亮。
电视里换了一个节目，我开始收拾桌上的东西。那十三张明信片被我放进一个铁盒子里，连同其他一些和她有关的东西——电影票根、奶茶店的小票、一张褪色的拍立得。铁盒子被塞进床底最深处，和灰尘作伴。
三年前她走的时候，说要去追一个梦。那时候我二十二岁，刚从技校毕业，在一家汽修店做学徒，浑身上下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辆快散架的电动车。她说她拿到了一个大公司的offer，跨专业，很难，但是她想试试。我骑着那辆电动车把她送到火车站，她站在进站口，行李箱的拉杆上挂着一个毛绒兔子，眼眶红红地看着我，说：“阿深，你不要觉得是我丢下你。我只是想去做成一件事情。”
我说好，你去吧。
她说：“你等我。”
我说好，我等你。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她会回来。我相信她说的每一句话，包括“等我一年”和“我们重新开始”。我甚至觉得一年太短了，短到我只够攒够一个像样的戒指钱，只够把自己从一个修车的小工变成一个能独当一面的机修师傅。我在那一年里拼了命地学，白天在店里跟着老师傅拆发动机、调四轮定位、修变速箱，晚上窝在出租屋里看各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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