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腊月二十三，小年。我站在村小的操场上，望着那棵歪脖子老槐树。
树上挂着的半截铁轨还在，那是我们的钟。风一吹，锈迹斑斑的铁轨发出细微的“嗡嗡”声，
像一个人的叹息。明天，这所学校就要正式撤点了。最后七个学生，
年后要去镇上中心小学读书。我从裤兜里摸出那把黄铜钥匙，握在手心里攥了一会儿，
才去开教室的门。钥匙是二十七年前老校长交给我的，那时候我才二十二岁，
刚从县城的师范学校毕业，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驮着一床棉被和一个搪瓷脸盆，
沿着这条土路骑了三个多钟头才到。现在土路变成了水泥路，骑车只要四十分钟。
可是学校没了。教室门推开，一股陈旧的粉笔灰味道扑面而来。二十一张课桌，
整整齐齐摆着。靠窗那排的第三张，
桌角还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早”字——那是第一届学生张建军刻的，被我罚站了一节课。
去年春节他回村，还专门跑到学校来看这张桌子，他已经是一家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了，
开着三十多万的车，后备箱里塞满了给乡亲们带的年礼。我走到讲台前，
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字：“下课了。”粉笔断了。二第一次走进这间教室，
是一九九六年的秋天。那时候村里还没有通电，教室的窗户连玻璃都没有，
冬天用塑料布蒙着，风一吹就“哗啦啦”响。我第一次上讲台，下面坐着十三个孩子，
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才六岁，高低错落地挤在长条凳上，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
亮得像是星。“同学们好，我姓陈，以后教你们语文和数学。”一个男孩举手：“陈老师，
你会一直教我们吗？”我愣了一下，说：“会。”那个男孩就是张建军。
他那时候瘦得像根麻秆，穿着一件明显是大人改小的旧军装，袖子卷了三道，
还是盖住了半个手掌。他家里穷，父亲在煤窑里挖煤，母亲常年卧病。
他每天要走八里山路来上学，冬天到学校的时候，头发上总是结着一层白霜。有一天下暴雨，
山洪冲断了路，建军没来。我第二天去他家找，发现他躺在床上，发着高烧，浑身滚烫。
他娘在旁边抹眼泪：“老师说不用来了，这学不上了，实在供不起。
”我背起建军就往镇卫生院跑，八里山路，我跑了不到一个小时。
后来我每个月从三十七块钱的工资里拿出五块，给他买纸笔和作业本。他娘要给鸡蛋，
我说：“让孩子好好念书，就是最好的鸡蛋。”初中毕业那年，建军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
来拿录取通知书那天，他给我鞠了一个躬，直起身的时候，我看见他眼眶红了。“陈老师，
等我考上大学，第一个请你喝酒。”我说好。后来他真的考上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走之前，他专门回村请我喝酒。在我那间宿舍里，就着一碟花生米和一盘炒鸡蛋，
我们喝了半宿。他喝多了，趴在我桌上哭，说陈老师，要不是你，
我现在可能已经在煤窑里挖煤了。我拍拍他的肩膀，没说话。那天晚上月亮很大，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那张年轻的脸上。三九几年的时候，村里没有几个识字的。
家长们送孩子来上学，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算个账、会写自个儿名字，出门打工不受欺负”。
有一个家长送孩子来报名，我问孩子叫什么，他挠着头想了半天，说：“就叫狗蛋吧，
好养活。”我说那不行，得有个大名。他说那老师你给取一个。我看着他们家门外那棵枣树，
说就叫“枣生”吧，枣树的枣，生命的生。那个孩子后来读到初中毕业，去广东打工了。
每年过年回来都来看我，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了，在老家盖了三层小楼，
逢人就说是陈老师给取的名字，旺。那些年，我教过的孩子，一个一个从这个校门走出去。
有的考上了学，有的去城里打工，有的嫁到了邻村。他们走的时候，我都在校门口送。
老槐树上的铁轨敲响，我就站在这里，看着他们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土路的尽头。
有一年，我送走了十二个六年级的学生，第二年开学，新来的只有九个。“人都去哪儿了？
”我问村支书。“都去城里了，跟着打工的爹妈。”他抽着烟，烟雾里看不清表情，
“村里人越来越少，地都荒了，学校怕是也要荒了。”我没说话。那年秋天，老校长退休了。
走之前，他把那把黄铜钥匙交到我手上。“陈啊，”他说，“这学校，交给你了。
”我接过钥匙，手心沉了一下。四二○○三年，村里通了电。孩子们高兴坏了，
晚自习的时候，灯泡亮起来的那一刻，他们齐声欢呼。灯是那种白炽灯泡，不太亮，
但比起煤油灯，已经像是另一个世界。那年秋天，上面来了文件，要搞“普九”验收。
学校要配电脑、建图书室、修操场。可是没有钱。我和村支书去镇上跑了一趟又一趟，
腿都跑细了。后来镇上给拨了两万块，再加上村里在外打工的人捐了一些，
总算把操场硬化了，用水泥抹平了。图书室是用一间旧教室改的，
书是县图书馆淘汰下来捐的，大部分是八十年代出版的，有些书页都发黄了。
孩子们还是喜欢，一下课就往图书室跑。最受欢迎的是《十万个为什么》，翻得书皮都掉了，
我用牛皮纸重新包了一层，又接着看。有个女孩叫王秀芬，特别喜欢看书。她家离学校最远，
翻两座山才能到。每天她都是第一个到校，最后一个离开。我问她为啥走这么晚，
她说回家就得干活，没时间看书，在学校还能多看一会儿。有一回我去镇上开会，
回来的时候给她买了一本《安徒生童话》，崭新的。她接过去，手都在抖，说陈老师，
这书是给我的？我说是，好好看，看完讲给别的同学听。她点点头，抱着书跑了。
后来那本书传遍了全班，最后还回来的时候，书角都卷了，但每一页都平平整整的，
没有一道折痕。秀芬初中毕业之后，去县里的职高学了幼师。
毕业以后在县城的幼儿园当老师，教小朋友唱歌跳舞。她回来看我的时候，
给我带了一本新的《安徒生童话》，精装的，硬壳的。“陈老师，
我现在每个月都给孩子们讲故事，”她说，“就讲你当年给我们讲的那些。
”我说我当年讲的啥，我自己都忘了。她说：“你讲山里有个娃娃，读书读得好，
后来考上了大学，当了科学家，造了大飞机，飞过咱们村上头。”我笑了。
那是为了激励他们好好学习，编的故事。秀芬说：“陈老师，我现在告诉那些孩子，
读书真的可以改变命运。我就是例子。”我点点头。窗外阳光正好，照在她年轻光洁的脸上，
像当年一样。五二○一○年以后，学生越来越少了。刚开始是十几个，后来变成七八个，
再后来只有四五个。教室空出来一间又一间，操场上长满了草，我每个周末都得来锄草，
锄完一茬又长一茬。有一年春天，只来了两个学生。两个都是留守儿童，
爷爷奶奶在村里种地，爹妈在城里打工。我给三年级上课的时候，旁边坐着一年级的，
两个人一起听。语文课是我上，数学课也是我上，体育课还是我上——就是在操场上跑跑步，
扔扔沙包。学区主任来视察，站在空荡荡的操场上，叹着气说：“陈老师，这学校，
怕是撑不了几年了。”我说：“只要有学生，我就教。”他说：“你都快五十了，
也该考虑考虑调动的事儿了。镇上中心小学缺老师，我可以帮你问问。”我说不用。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学校迟早要撤，我在这儿守着，守的是一座空房子。可是那些孩子呢？
七八岁的娃娃，每天翻山越岭去镇上念书，早上五点就得起床，晚上天黑了才回到家。
他们爷爷奶奶年纪大了，谁来接送？冬天路上有冰，摔了怎么办？我没走。第二年秋天，
又来了三个孩子。一共五个，我把他们放在同一间教室里，轮流上课。语文课给大的上，
小的就在旁边写作业；数学课给小的上，大的就自己看书。倒也相安无事。
有个男孩叫李小军，他爹在新疆摘棉花，一年回来一次。他娘嫌家里穷，前年跟人跑了。
他跟着奶奶过，奶奶七十多了，耳朵背，说话得喊。小军这孩子不爱说话，上课也不举手，
问他问题就低着头。有一天下雨，他没带伞，我把自己的伞给他。他接过去，闷头走了几步，
又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一直忘不了。后来我在他的作业本里发现了一张纸条，
皱皱巴巴的，铅笔写的，歪歪扭扭几个字：“陈老师，你是好人。
”我把那张纸条夹在一个本子里，到现在还留着。六昨天，最后一天上课。七个孩子，
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八岁。我站在讲台上，看着他们，好像一下子回到了二十七年前。
“同学们，这是最后一课。”我说。教室里很安静，连平时最好动的那个男孩都坐着不动。
“明天学校就撤了，年后你们要去镇上读书。那边有新的老师，新的同学，新的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