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她在三楼，窗没关
我第一次见到珍姐，是在一九九三年的夏天。
那年我十七岁，在旺角一家租碟店打工。店在砵兰街一栋旧楼的地下，门面窄得只够摆一排货架，但架子上塞满了好东西——从好莱坞大片到邵氏老片，从动画片到那些没有封面、只用牛皮纸袋包着的碟，上面用马克笔写着片名，字迹潦草而神秘。
我负责把客人还回来的带子倒好，再摆回架子上。这份工一个月能挣两千块，够我交暑期补习班的学费，还能剩一点去信和中心买翻版CD。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秃顶男人，整天坐在柜台后面抽烟看马经，偶尔抬头瞄一眼门口经过的女人。他从来不碰那些牛皮纸袋里的带子，只是把最里面的角落租给了一个叫“查理”的人。查理不是店里的人，只是把货放在我们这里寄卖。他每周来一次，背一个很大的帆布袋，里面装着最新从日本运回来的碟。他每次来都会跟我打招呼——你小子又长高了。你老板还没被楼上的珍姐气死？
查理叔大概四十岁左右，穿花衬衫，领口敞着好几颗扣子，脖子上挂着一条很粗的金链子。他说话的时候总是眯着眼笑，像是在跟你分享一个只有他知道的秘密。他有一双很特殊的眼睛——不是贼眉鼠眼，是那种什么都见过、什么都不惊讶的老江湖的眼睛。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年给嘉禾做过武师替身，摔断了三根肋骨，在医院躺了两个月，出院之后就改行做碟片生意了。
“查理叔，珍姐是谁？”我问。
他用拇指往上指了指。“三楼的。你最好别知道。”
我当然是更好奇了。第二天中午趁着老板午睡，我偷偷从楼梯上了三楼。三楼是一道很窄的走廊，地板是那种老式的马赛克地砖，有几块已经裂了。走廊尽头有一扇门，门上贴着一张已经褪色的海报。海报上的女人穿一件白衬衫，湿漉漉地贴在身上，她对着镜头笑，眼睛弯弯的，嘴唇微微张开，像是在叫一个她等了很久的人的名字。
我认识那张脸。全香港都认识。我当然也认识，但我从没在戏院和录像带之外见过她的海报贴在哪一道门上。
门没关。不是那种刻意敞开的没关，是被风吹开了一条缝。从门缝里，我看见一个女人坐在窗边的藤椅上。她的头发是湿的，披在肩上，把白T恤的领口洇出一小片透明的水渍。她赤着脚，一只脚搭在藤椅扶手上，另一只光裸的脚踝交叉在膝侧，脚趾涂着半剥落的淡粉色指甲油。窗外是砵兰街下午两点的阳光，很毒，但她不在意。她低头翻着手里一本旧杂志，封面也是她自己——那是很多年前的照片了，头发比现在长。她低着头，用手指沿着照片边缘划了一下，然后把那一页翻过去。
她老了不少。不是那种美人迟暮的老，是那种——怎么说呢，像一棵被移栽到室内太久的树，叶子还是绿的，但边缘已经开始卷了。她的身材还在，但已经不再是为了被任何人观看而存在的身材了。她只是坐在那里，穿着洗得发白的T恤和牛仔短裤，脚趾上褪色的指甲油像是上周没来得及补。
我站在门外忘了呼吸。不是因为她漂亮——她当然漂亮，但更让我喘不过气的是她的状态。她在这个下午活得太过于坦然了，就像她坐在窗边不是为了让谁看见她，只是因为今天下午有阳光，而她刚好洗完澡。
她的眼睛从杂志上方抬起来，落在门缝上。“新来的？”她声音沙沙的，像是刚睡醒，又像是抽了太多烟。
我把门推开了一点，不知所措。我从没真的见过她——只在那些影碟上看过。
她从藤椅上站起来，赤着脚走过马赛克地砖。她走到我面前，低头看着我的胸牌——那是租碟店统一发的，上面印着“星期天租碟”和我的名字。她把我的胸牌轻轻按了一下，手指隔着塑料壳压在我的胸口，那一点点热度让我整个人从脖子红到耳根。
“小明。”她把我的名字念了一遍，像是用舌头尝了尝这两个字的味道，然后松开手指，往后退了半步。“你老板欠我三个月的碟片分成，你帮我去催一下。”
“我
我第一次见到珍姐，是在一九九三年的夏天。
那年我十七岁，在旺角一家租碟店打工。店在砵兰街一栋旧楼的地下，门面窄得只够摆一排货架，但架子上塞满了好东西——从好莱坞大片到邵氏老片，从动画片到那些没有封面、只用牛皮纸袋包着的碟，上面用马克笔写着片名，字迹潦草而神秘。
我负责把客人还回来的带子倒好，再摆回架子上。这份工一个月能挣两千块，够我交暑期补习班的学费，还能剩一点去信和中心买翻版CD。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秃顶男人，整天坐在柜台后面抽烟看马经，偶尔抬头瞄一眼门口经过的女人。他从来不碰那些牛皮纸袋里的带子，只是把最里面的角落租给了一个叫“查理”的人。查理不是店里的人，只是把货放在我们这里寄卖。他每周来一次，背一个很大的帆布袋，里面装着最新从日本运回来的碟。他每次来都会跟我打招呼——你小子又长高了。你老板还没被楼上的珍姐气死？
查理叔大概四十岁左右，穿花衬衫，领口敞着好几颗扣子，脖子上挂着一条很粗的金链子。他说话的时候总是眯着眼笑，像是在跟你分享一个只有他知道的秘密。他有一双很特殊的眼睛——不是贼眉鼠眼，是那种什么都见过、什么都不惊讶的老江湖的眼睛。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年给嘉禾做过武师替身，摔断了三根肋骨，在医院躺了两个月，出院之后就改行做碟片生意了。
“查理叔，珍姐是谁？”我问。
他用拇指往上指了指。“三楼的。你最好别知道。”
我当然是更好奇了。第二天中午趁着老板午睡，我偷偷从楼梯上了三楼。三楼是一道很窄的走廊，地板是那种老式的马赛克地砖，有几块已经裂了。走廊尽头有一扇门，门上贴着一张已经褪色的海报。海报上的女人穿一件白衬衫，湿漉漉地贴在身上，她对着镜头笑，眼睛弯弯的，嘴唇微微张开，像是在叫一个她等了很久的人的名字。
我认识那张脸。全香港都认识。我当然也认识，但我从没在戏院和录像带之外见过她的海报贴在哪一道门上。
门没关。不是那种刻意敞开的没关，是被风吹开了一条缝。从门缝里，我看见一个女人坐在窗边的藤椅上。她的头发是湿的，披在肩上，把白T恤的领口洇出一小片透明的水渍。她赤着脚，一只脚搭在藤椅扶手上，另一只光裸的脚踝交叉在膝侧，脚趾涂着半剥落的淡粉色指甲油。窗外是砵兰街下午两点的阳光，很毒，但她不在意。她低头翻着手里一本旧杂志，封面也是她自己——那是很多年前的照片了，头发比现在长。她低着头，用手指沿着照片边缘划了一下，然后把那一页翻过去。
她老了不少。不是那种美人迟暮的老，是那种——怎么说呢，像一棵被移栽到室内太久的树，叶子还是绿的，但边缘已经开始卷了。她的身材还在，但已经不再是为了被任何人观看而存在的身材了。她只是坐在那里，穿着洗得发白的T恤和牛仔短裤，脚趾上褪色的指甲油像是上周没来得及补。
我站在门外忘了呼吸。不是因为她漂亮——她当然漂亮，但更让我喘不过气的是她的状态。她在这个下午活得太过于坦然了，就像她坐在窗边不是为了让谁看见她，只是因为今天下午有阳光，而她刚好洗完澡。
她的眼睛从杂志上方抬起来，落在门缝上。“新来的？”她声音沙沙的，像是刚睡醒，又像是抽了太多烟。
我把门推开了一点，不知所措。我从没真的见过她——只在那些影碟上看过。
她从藤椅上站起来，赤着脚走过马赛克地砖。她走到我面前，低头看着我的胸牌——那是租碟店统一发的，上面印着“星期天租碟”和我的名字。她把我的胸牌轻轻按了一下，手指隔着塑料壳压在我的胸口，那一点点热度让我整个人从脖子红到耳根。
“小明。”她把我的名字念了一遍，像是用舌头尝了尝这两个字的味道，然后松开手指，往后退了半步。“你老板欠我三个月的碟片分成，你帮我去催一下。”
“我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