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红布下的秘密我家堂屋的东墙上，至今还挂着一块红布。那块布已经褪了色，
边缘起了毛，看上去和一块旧抹布也没什么分别。但我奶奶在世的时候，绝不许任何人碰它。
逢年过节打扫屋子，她亲手拿掸子轻轻拂去灰尘，动作之小心，像是在擦拭一件易碎的瓷器。
“这是你爷爷的东西。”她总是这样说。我爷爷叫陈守根，
生于民国十一年——也就是一九二二年。那一年是壬戌年，属狗。村里老人后来讲，
属狗的人忠诚，认准了一个主人就跟一辈子。这话后来被反复提起，
仿佛爷爷的一生早就被这个属相说尽了。我们村叫石桥村，在江西赣北，四面环山，
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河上有一座老石桥，村子因此得名。从我记事起，
爷爷就已经是个老头了——这当然是句废话，但我的意思是，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温和的、佝偻的、整天揣着手在村里慢慢踱步的老人。他穿蓝色的对襟棉袄，
头上永远扣着一顶洗得发白的解放帽，见了谁都笑眯眯的。村里的小孩都不怕他。
他兜里常年揣着几块硬糖，见了小孩就摸出来递过去。我妈不让我吃别人给的糖，
但爷爷给的可以。我趴在他膝盖上剥糖纸的时候，他就拿粗糙的手掌摩挲我的后脑勺，
嘴里念叨：“慢点吃，慢点吃，别噎着。”这样一个老头，
你能把他和什么神通广大的人物联系到一块儿吗？我不能。
我第一次听说爷爷会“降马”的时候，大概七八岁，当场就笑了。我笑的时候，
我爸的脸色很不好看，低声呵斥我：“不许笑。”事后我爷爷倒是不在意，
摆摆手说：“孩子还小，不懂。”我确实不懂。什么“降马”，我只在电视里见过马，
我们家连头驴都没有。后来我才慢慢明白，“降马”是石桥村方圆几十里的土话，
说的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上身。菩萨上身。某个菩萨选中一个人，
让这个人做自己在人间的“马”，有事的时候骑一骑，借这个人的口给凡人传话。
被选中的那个人就叫“马脚”。爷爷就是石桥村那一代最出名的马脚。但这话得从头说。
爷爷年轻的时候，是村里最不信神佛的人。这一点，村里许多老人都能作证。
我小时候听过无数遍同一个故事，讲故事的人不同，细节略有出入，
但骨架是一样的——那是一九六几年的事，具体哪一年，说的人往往含糊过去。
我只知道是文革刚开始的那几年，破四旧的风刮到了石桥村。
红卫兵——其实我们那边不叫红卫兵，叫“造反队”——挨家挨户搜，
把祠堂里的牌位全拖出来堆在晒谷场上，一把火烧了。村后山上的小庙也被砸了，
泥菩萨被推倒，碎了一地。那时候爷爷三十来岁，正是壮年，他是村里的生产队队长，
根正苗红的贫农，三代赤贫，往上数八辈都找不出一个地主。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
就是铁打的“自己人”。爷爷带头砸的庙。这件事，村里人后来很少提，但也没有人刻意瞒。
我长大以后，偶尔听老人们说起，语气都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天气一样无所谓的事。
“你爷爷那时候啊，”他们摇摇头，“硬得很。什么都不信。”我爷爷确实硬。他个子不高，
但骨架大，方脸膛，眉毛浓得像是用墨笔一道道描上去的。他说话嗓门也大，
在生产队里开会，他站在台上一吼，半个村子都能听见。“封建迷信！”他拍桌子，
“都是骗人的！哪个菩萨显过灵？哪个神仙救过人？你们谁见过？站出来说！
”没有人站出来。不是因为大家都信，而是因为大家多少都留了个心眼——这种东西，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万一真有呢？你说了没有，回头菩萨怪罪下来，算谁的？
但爷爷不管这些。他认准了一个理：人要靠自己，靠天靠地靠菩萨，都是靠不住的。
他把砸下来的碎菩萨像搬去填了村东头那条烂泥路，后来那条路确实好走了不少。
爷爷对此很得意：“看见没有？菩萨最大的用处就是铺路！”2 大旱请神记那时候的爷爷，
和后来我认识的那个笑眯眯的老头，简直像是两个人。事情的转折，发生在那一年的秋天。
具体是哪一天，没人记得清了。但村里人都记得那件事——那年大旱。旱了多久呢？
从六月开始，一滴雨没下。田里的稻子全耷拉着脑袋，叶子黄得像火烧过。
河里的水一天比一天浅，到最后只剩下河底一层泥浆，连鸭子都不愿意下去。村里人急啊，
但急有什么用？那时候没什么灌溉设施，全靠天吃饭。生产队开了好几次会，商量怎么办。
挖井？挖了，挖了好几口，出的水不够浇两亩地。从远处引水？最近的水库在十五里外，
没有水管，靠肩膀挑，挑到田里还不够路上洒的。爷爷那时候急得满嘴燎泡，
嘴上起了一层白皮，说话都疼。他带着社员没日没夜地挑水、挖渠，但杯水车薪，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就在这时候，村里有人提了个建议——“要不，
”说话的是村里的老木匠德福叔公，他是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那时候已经七十多了，
弯着腰，走路都要拄棍子，“要不，请一请？看看有没有什么法子。”“请什么？
”爷爷瞪了他一眼。德福叔公不敢说话了。但村里其他人的眼睛都亮了。在那个年代，
这种话不能明说，但意思大家都懂——请神。爷爷当然不同意。他在会上拍了桌子，
说谁再提封建迷信就开谁的批斗会。但那天晚上，村里几个辈分高的老人摸黑来了我家。
他们不敢点灯，摸黑坐在堂屋里，和我爷爷说了一夜的话。说的什么，没有人知道。
但第二天早上，爷爷的脸色很不好看。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句：“我不管。你们要搞，
别让我知道。”这话就是默许了。于是那天晚上，村里几个老人偷偷摸摸地做了一场法事。
请的不是庙里被砸的菩萨——那些菩萨已经碎了——而是请的邻村一个马脚。
那个马脚是个五十多岁的妇人，姓刘，人称刘师娘。刘师娘在文革开始后就不敢公开活动了，
但那晚被人偷偷请到了石桥村。法事是在村后的竹林里做的。点了一盏油灯，烧了几刀黄纸，
刘师娘浑身哆嗦了一阵，就开始说话了。据在场的人说，刘师娘“降”下来的菩萨说，
这场旱灾是因为村里人砸了庙、毁了神像，得罪了龙王爷。要想下雨，得重修庙宇，
再塑金身，而且还得——说到这里，说话的人犹豫了一下——还得找当年带头砸庙的人，
让他在庙前磕一百零八个响头，磕出血来。带头砸庙的人，就是陈守根，我爷爷。
这个条件传到我爷爷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田里干活。他把锄头往地上一插，
冷笑了一声：“磕头？我给它磕头？它受得起吗？”但旱情越来越严重。又过了十来天，
还是没有下雨。田里的稻子基本上绝收了。社员们开始慌了，有人偷偷在家里烧香磕头，
有人跑到邻村去找刘师娘。爷爷虽然嘴上硬，但眼看着一季的收成要泡汤，
心里的滋味也不好受。3 菩萨选中了我事情的转机——或者说，
爷爷人生的转机——发生在一个深夜。那天晚上，爷爷一个人在地里看水。
其实没什么水可看的，但他睡不着，就拿了盏马灯，沿着田埂走。
走到村东头那条用碎菩萨像铺的路上时，他停了下来。他说不清自己为什么停下来。
后来他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是很老很老的人了，
他说：“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拽了我一下，不轻不重，就拽了一下衣角。”他站在路上，
马灯的光照出脚下一块碎了的菩萨脸。那张脸已经被踩得模糊了，但还能看出眉眼的位置，
嘴角似乎还带着一丝笑意。爷爷低头看了一会儿，突然觉得心里头说不出的烦躁。
他把马灯放在地上，蹲下来，伸手摸了摸那块碎片。石头是凉的，但他说，
他的手指触上去的一瞬间，感觉有一股热气从指尖窜上来，顺着胳膊一直窜到胸口。
然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是他第一次“降马”。爷爷醒过来的时候，躺在自家的床上。
窗外天已经亮了，他奶奶——我的曾祖母——坐在床边，眼睛哭得通红。堂屋里挤满了人，
都在小声说话，声音嗡嗡的，像一群蜜蜂。“醒了！醒了！”有人喊了一声，
堂屋里的人呼啦啦全涌了进来。爷爷觉得浑身像被碾过一样，每一块骨头都在疼。
他想坐起来，但胳膊使不上劲，撑了一下又摔回去了。他张了张嘴，嗓子干得像砂纸，
发不出声音。曾祖母赶紧端了一碗水来，他咕咚咕咚喝了半碗，才勉强能说话。
“我……怎么了？”他问。没有人回答他。大家的表情都很奇怪，
像是看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又不敢说。最后还是德福叔公开了口。他拄着拐杖站在床边，
浑浊的老眼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光——后来我见多了那种光，
那是石桥村的人看我爷爷时的眼神，敬畏里掺着感激，感激里又带着一点害怕。“守根啊，
”德福叔公说，“你昨晚……被菩萨选中了。”爷爷愣了很久。“什么菩萨？
”“观音座下的，”德福叔公说，“她自己说的。她说她观察你很久了，
说你虽然不信她、砸了她的庙，但你心正、人直，是个可造之材。她说她缺一匹马，
要你来当。”爷爷又愣了很久。“放屁。”他说。这两个字刚出口，他的身体突然又僵住了。
据在场的人说，爷爷的眼睛一下子变了颜色——眼珠子从黑色变成了琥珀色，亮得吓人。
他的腰板挺直了，整个人像被一根无形的线从头顶提了起来，气场完全不同了。
方才还是一个虚弱得爬不起来的病人，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让人不敢直视的人物。
他的嘴巴张开了，但出来的不是他自己的声音。那个声音比他自己的低沉，慢悠悠的，
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捞上来的，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分量——“你骂谁？”就这三个字。
堂屋里十几个人，没有一个敢喘气的。然后那个声音又说：“你不信我，我知道。
但我要用你，由不得你信不信。”说完这句话，爷爷的身体又软了下来，像被人抽走了骨头，
瘫倒在床上。这一次他昏睡了整整两天两夜。这就是爷爷被“选中”的过程。
他后来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里仍然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信，也不是不信，
而是一种认命。就像一个人被拉去当了兵，不管愿不愿意，既然穿了这身军装，
就得干该干的事。“我当时真的不信，”他说，眯着眼睛看堂屋香案上那袅袅的青烟，
很久后又补了一句：“后来慢慢的，我就不想让它走了。它来了，就能帮人。帮了人，
我心里头舒坦。”被选中之后，爷爷的生活发生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
他在堂屋的东墙边设了一张香案。那张香案很简陋，就是一块老木板，用两个木架子撑着。
但案上的东西一样不少——一个香炉，两只烛台。香炉是粗瓷的，灰扑扑的，
后来被香灰填满了，每次上香都要把香插得小心翼翼，生怕碰倒了旁边的。香案上方的墙上，
什么都没有挂——最开始是空的。爷爷开始每日早晚给菩萨上香。早上天不亮就起来，
净手、洗脸，恭恭敬敬地点上三炷香，磕三个头。晚上临睡前再做一遍。风雨无阻，
一日不落。这个习惯他保持了一辈子。我小时候在爷爷家住过一段时间，
每天早上都是被那股檀香味熏醒的。迷迷糊糊地爬起来，透过堂屋的门缝看过去，
就能看见爷爷跪在香案前的背影。他的腰已经弯了，但跪下去的姿势还是很端正，双手合十，
嘴里念念有词。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有时候凑近了听，发现他在和菩萨说话，
语气平常得像在跟邻居聊天：“今天天气好，我把菜园子翻了翻。
”“村东头老张家的媳妇生了，是个闺女，六斤八两。”“南边的水田该灌水了，
明天得早点起来。”——就像在跟一个住在他家里的人拉家常。第二个变化是，
村里人看他的眼神不一样了。以前大家叫他“守根”，或者“陈队长”，
语气里是平辈人的随意和尊重。但自从那晚之后，
大家开始叫他“根叔”——后来变成了“根公”——语气里多了一种小心翼翼的东西。
小孩被他摸头的时候，大人会在旁边紧张地盯着，好像怕他突然变成另一个人。
但爷爷自己倒是没什么架子。他该下地还是下地，该挑粪还是挑粪。他不摆谱，不收钱，
不搞特殊。有人来求他办事，他就放下手里的活，听人家说。听完了，如果觉得确实该问，
他就去香案前点上香，等着。等什么？等菩萨来。这个过程，村里人管它叫“降马”。
4 降马显神通我第一次亲眼看到“降马”，是十岁那年的秋天。那天下午，我放学回家，
远远就看见我家门口围了一堆人。我挤进去，发现堂屋里坐着一个外村来的妇人，四十来岁，
面色蜡黄，眼睛哭得肿成了一条缝。她旁边站着一个男人，大概是她的丈夫，也是一脸愁苦。
我爷爷坐在香案旁边的椅子上，手里端着一杯茶，但没有喝。他的表情很平静，
甚至可以说是淡漠，和平日里笑眯眯的样子完全不同。他在听那个妇人说话。
妇人说的是她儿子的事。她儿子那年十八岁，在镇上打工，前几天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
送到医院，医生说脊椎伤了，可能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妇人在镇上的医院里守了三天三夜，
实在没有办法了，经人介绍，找到了石桥村来找“根公”。“根公，
”妇人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求求您，求求菩萨，救救我儿子。
他才十八岁啊……”爷爷没有扶她。他沉默了一会儿，把茶杯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香案前。
他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三炷香，插进香炉里。然后他退后一步，垂手站着，闭上了眼睛。
堂屋里安静极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走动，连呼吸都压到了最低。我站在人群后面，
踮着脚往里看，大气都不敢出。香燃了大概三分之一的时候，爷爷的身体开始发抖。
那种抖不是冷，也不是怕，而是——怎么说呢——像一台老旧的机器被突然通了电，
整个机身都在震颤。他的肩膀先开始抖，然后是手臂，最后全身都在微微地颤动。
他的头低了下去，下巴几乎抵到了胸口，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在不停地屈伸。
然后他抬起了头。他的眼睛变了。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爷爷的眼睛从原本的深褐色变成了一种近乎琥珀的颜色，瞳孔放大，
几乎占满了整个眼眶。那双眼睛是亮的，但不是反射光的那种亮，而是本身就在发光，
像两颗被擦亮的铜纽扣。他整个人的气质也变了。方才那个佝偻的、温和的老头不见了，
站在我面前的仿佛另一个人——不，不是人，是一种更庞大的、更沉重的存在。
他的腰板挺得笔直，肩膀展开，下巴微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但那种无表情本身就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我后来见过很多次“降马”，
每一次的感觉都一样——那个站在香案前的不是我的爷爷，
而是一个借用了他的身体的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不凶，不恶，甚至可以说是慈悲的，
但它太大了，大到这间堂屋装不下，
大到每一个站在它面前的人都觉得自己渺小得像一粒灰尘。爷爷——或者说，
菩萨——开口了。声音也变了。爷爷自己的声音是沙哑的、温吞的，像一把用久了的旧锄头。
但这个声音低沉、缓慢、清晰，每一个字都像石头一样沉甸甸地落在地上。“你儿子的事，
我知道了。”那个妇人跪在地上，浑身发抖，不敢抬头。菩萨说：“他的腿……摔得很重。
但脊柱没有断，只是错了一节。你们找的医生不对，换一个。去南昌，找中医院，
姓洪的一个大夫。他能治。”妇人和她的丈夫拼命磕头，额头撞在砖地上，咚咚响。
菩萨又说：“但不要全指望医生。你儿子心气高，摔了这一下，心里头过不去。
你得告诉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腿好了，还能走；心要是灰了，
就真的站不起来了。”说完这些，爷爷的身体又抖了一下，幅度比之前大得多，
像被人推了一把。他的眼睛慢慢变回了原来的颜色，整个人像是被放了气的气球，
一下子瘪了下去。他踉跄了一步，扶住了香案的边沿，脸色白得像纸。我奶奶从厨房冲出来，
扶住了他。她熟练地从兜里掏出一颗糖，剥了糖纸塞进爷爷嘴里——后来我知道，
每次“降马”之后，爷爷都会低血糖，必须马上补充糖分。
那个妇人后来真的带着儿子去了南昌，真的找到了中医院一个姓洪的骨科大夫。
那个大夫看了片子，说脊柱确实错了一节，但没有完全断裂，做了一次复位手术，
又养了三个月，她儿子真的站起来了。后来虽然走路有点跛，但生活完全可以自理。
这件事传开之后，来找爷爷的人更多了。香案上方的墙上，后来渐渐挂满了红布。
那些红布长短不一、新旧各异，有的已经褪成了暗粉色，有的还是鲜亮的朱红。
每一块布上都用毛笔写着字——某某敬献、某某全家感恩之类的。布条一条挨着一条，
从墙头垂下来，像一片红色的帘子。这是石桥村一带的规矩。凡是被菩萨帮过的人，
事后都要送一块红布来，挂在香案上方，算是还愿。村里人说，红布是给菩萨的“衣裳”，
菩萨帮了你，你得给她添件衣裳穿。我小时候觉得那片红布帘子很好看，
阳光从堂屋的窗户照进来，穿过红布，在地上投下一片暖红色的光。我常常趴在那片光里玩，
看灰尘在光柱里慢慢飘动。爷爷有时候会蹲在我旁边，
指着某一块红布说：“这块是村西头你刘婶送的，那年她男人在矿上被埋了，
挖了三天没挖出来，菩萨说了个方位，第四天就找到了。这块是隔壁王家营的，
他家孩子被拐了，菩萨画了一道符，贴在大门口，
第三天孩子自己回来了……”每一块红布后面都有一个故事。那些故事有的离奇，有的平淡，
但无一例外，都是一个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而爷爷——或者说，
菩萨——就是那根稻草。5 鹊桥仙救童我要讲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初。
那时候我已经出生了，但还很小，完全不记事。这个故事是我妈后来讲给我听的。
石桥村村口有一条公路，那时候还是砂石路，
但来来往往的车不少——拉矿石的大卡车、跑运输的货车，开得都很快，轰隆隆地过去，
扬起一路黄尘。村里的大人反复叮嘱自家孩子，不许到公路上去玩。但孩子哪里听得进去？
村东头老周家有个孙子，叫周小军，那年大概五六岁，正是猫嫌狗厌的年纪。有一天下午，
他趁奶奶在屋里睡午觉，偷偷溜出了家门，一个人跑到公路上去玩了。他在路边捡石头，
往水沟里扔，看水花溅起来，玩得不亦乐乎。玩着玩着，一块石头滚到了马路中间，
他跑过去捡——一辆拉煤的货车正好开过来。司机后来跟交警说，他看到了那个孩子，
但距离太近了，刹车根本来不及。他猛打方向盘，车头偏了一下，但还是撞到了孩子。
孩子被撞得飞了出去，滚进了路边的深水沟里。深水沟有两米多深，底下全是乱石和淤泥，
常年积着半人深的水。司机把车停下来，跑到沟边一看，水面上漂着孩子的一只鞋，
但人看不见了。他以为孩子肯定没了，吓得瘫在地上。村里人听到动静跑过来，
几个年轻人跳进水沟里摸。水很浑，什么都看不见，他们用手在淤泥里扒拉，
扒了大概五六分钟——孩子从水里冒出来了。是自己冒出来的。据当时在场的人说，
水面上突然咕嘟咕嘟冒了一串泡泡，然后孩子的头就露了出来。他咳嗽了几声，吐了两口水，
哇的一声哭了。把他拉上来之后，大家检查了一遍——身上连个擦伤都没有。衣服湿透了，
但人好好的，活蹦乱跳的，就是吓坏了，一直哭。这件事在村里炸开了锅。
大家都说不可思议，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底下全是石头，怎么可能一点伤都没有？
货车撞的那一下也不轻，孩子飞出去好几米远，居然骨头都没断一根。
后来有一次“降马”的时候，有村民想起了这件事，就问了菩萨一句——“菩萨，
上次周家的小军被车撞了掉进水沟里，一点事都没有，是不是您老人家护的？
”菩萨说——那时候菩萨正借着爷爷的身体坐在堂屋里，声音慢悠悠的——“不是我。
那天是七月初七，七夕节。天河边上有一位过路的神仙，正巧从那边经过，
看见那孩子要遭难，顺手捞了一把。”“什么神仙？”村民追问。
菩萨笑了笑——爷爷的脸上露出了一个不属于他的笑容，
那笑容里有一种悠远的、看惯了天上人间的意味——“天河边上管鹊桥的。
你们人间叫他鹊桥仙。他那天是去搭桥的路上，路过此地。那孩子命里有一劫，
但不到走的时候，他就给挡了一下。”村民又问：“那那位神仙现在还在吗？”“走了，
”菩萨说，“桥搭完了，他就回去了。天上的事，不比人间的少。
”这个故事后来在村里传了很久。周小军长大以后去了广东打工，
每年过年回来都会来我家坐坐。周小军三十岁那年结了婚，结婚那天特意来给菩萨上了香，
磕了三个头。他跪在香案前的时候，我站在旁边，
看到他后脑勺上有一小块疤——那是当年车祸留下的唯一痕迹，在头发里藏着，
不仔细看发现不了。他磕完头站起来，对我爷爷说：“根公，替我谢谢菩萨。
”爷爷笑眯眯地摆摆手：“谢什么，你自己的命。”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末。
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记事了。这件事我印象很深，因为那个少女——她叫陈秀英，
按辈分我该叫她姑姑——她家就在我家隔壁。陈秀英那年大概十七八岁，长得白净秀气，
是村里出了名的漂亮姑娘。她性子也好，见人就笑，嘴甜，村里老人都喜欢她。
但就是这样一个好好的姑娘，突然有一天就疯了。我记得那天傍晚，我正在家里吃晚饭，
隔壁突然传来一声尖叫——不是普通的喊叫，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变了调的尖叫，
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喉咙。我吓得筷子都掉了。
然后就是一阵嘈杂的声音——陈秀英的妈在哭，她爸在喊，还有碗碟摔碎的声音。
我奶奶放下碗筷就往隔壁跑，我偷偷跟在后面。透过陈秀英家的窗户，
我看见陈秀英蹲在堂屋的角落里，双手抱着头，浑身发抖。她的头发散乱着，遮住了半张脸，
但露出来的那只眼睛是直的、空的，像一潭死水。她的嘴巴在动，但不是在说话，
而是在发出一种含混的、像动物一样的呜咽声。她妈蹲在她面前，一边哭一边喊：“秀英！
秀英！你看看妈！你看看妈！”但陈秀英好像听不见。她把头埋得更深了，
整个人缩成了一团，像一只受惊的动物。那天晚上，陈秀英闹了大半夜。她不吃不喝，
不让人靠近，谁碰她她就咬人。她爸试图把她抱到床上去，被她一口咬在了手臂上，
鲜血直流。但奇怪的是，天亮之后，她就恢复正常了。她像没事人一样从角落里站起来，
理了理头发，问：“妈，我咋在这儿蹲着？我咋不记得了？”她妈又惊又喜，
赶紧给她洗脸梳头，问她饿不饿。她说不饿，就是有点累，想睡觉。然后就回屋睡觉了，
一觉睡到下午，起来后又好好的，有说有笑的。但到了傍晚——太阳一落山，她又疯了。
和前一天一模一样——尖叫、发抖、缩在角落里，发出那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呜咽声。
这样持续了好几天。每天都是这样——白天好好的，一到傍晚就犯病。
她爸妈急得头发都白了，带她去镇上的卫生院看，医生说是精神方面的毛病，但他们治不了，
建议去县里的精神病院。她爸借了钱，借了村里唯一的拖拉机，把她送到县里。
县里的医生看了，开了一些药，吃了也没用。到了傍晚，她还是照疯不误。
村里人开始议论纷纷。有人说她是被什么东西冲撞了，有人说她在外面招惹了不干净的东西，
有人说她是在山上碰到了什么。她妈急得没办法，最后来求我爷爷。
那天傍晚——就是陈秀英快要犯病的时候——她爸妈把她架到了我家堂屋里。
陈秀英那时候已经开始犯病了，眼睛直勾勾的，嘴里嘟嘟囔囔的，但还没有完全发作。
爷爷看了她一眼，没有多说什么，走到香案前，点了香。这一次“降马”来得很快。
香刚点上，爷爷的身体就开始抖了。他的眼睛变成琥珀色的那一刻，
陈秀英的反应很大——她突然尖叫了一声，整个人往后退，缩到了堂屋的角落里，
双手抱着头，全身剧烈地发抖。但这一次她的抖和之前不一样，之前像是害怕，
这一次更像是……愤怒？或者说，像是被什么东西压制住了，在挣扎。菩萨开口了。
那个低沉的声音在堂屋里回荡——“是一只狐狸。”陈秀英的妈跪在地上，
浑身哆嗦：“狐……狐狸？”“男狐狸，”菩萨说，“在山里修了几百年，修出了一些道行。
他在山上看到了这个姑娘，就跟着回来了。他想要她。”“想要她？
”陈秀英的妈声音都变了，“想要她做什么？”菩萨没有直接回答。沉默了一会儿，
说：“不是害她。狐狸修仙，要借人气。他跟着她，是想借她的身子修自己的道。
但他不知道，人和狐狸的命理不一样，他靠得太近了，把她的魂给冲散了。
所以她一到阴时——就是太阳落山、阴阳交替的时候——就会失魂。”“那……那怎么办？
”陈秀英的爸急得满头大汗，“菩萨，求求您，救救我闺女！”菩萨说：“你们回去，
在她的枕头底下放一把剪刀，刀口朝外。在她的床的四只脚下，各垫一块桃木片。
在她的房门口，撒一圈米——不是普通的米，是用朱砂水泡过的米。连着做七天。
”“然后呢？”“第七天的晚上，你们会听到门外有动静。不要开门，不要出声，
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要动。等到鸡叫了，就没事了。”陈秀英的爸妈拼命磕头，千恩万谢。
菩萨又说了一句：“那只狐狸，修行不易。他不懂事，伤了这个姑娘，但不是存心的恶。
你们不要去找人收他，赶走就行了。给他留条路。”说完这些，爷爷的身体又抖了一下，
恢复了正常。他脸色惨白，靠在椅背上，我奶奶赶紧给他塞了一颗糖。陈秀英的爸妈照做了。
他们在她的枕头底下放了剪刀，床脚垫了桃木片，房门口撒了朱砂泡过的米。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陈秀英的病情一天比一天轻，到了第四天，
傍晚的时候她只是有些恍惚，没有完全发作。第五天、第六天，基本上已经正常了。
到了第七天晚上，陈秀英的爸妈按照菩萨的吩咐，早早就关了灯，躲在屋里，大气不敢出。
后半夜——大概是凌晨两三点钟——他们听到了动静。先是门外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
像有什么东西在门口徘徊。然后是“沙沙沙”的声响，像是有人在米上走路。接着，一只狗？
不对，不是狗——是一种更尖细的、更急促的喘息声，
还夹杂着一种奇怪的、像小孩子哭泣一样的声音。那声音在门口转了很久，
中间还试图推门——门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没有被推开。然后，突然安静了。
安静了大概一炷香的功夫。然后——陈秀英的妈后来说，
她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声音——门外传来了一声很轻的、很长的叹息。
那声叹息里没有愤怒，没有怨恨，只有一种深深的、无可奈何的悲伤。
像一个喜欢了很久的人，终于不得不放手了。鸡叫了。天亮了。从那以后，
陈秀英再也没有犯过病。她后来嫁了人，嫁到了隔壁镇，生了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平平常常。
她每年回娘家的时候都会来我家坐坐，给我爷爷带点水果什么的。她不太爱提当年的事，
但有一次她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记了很久。她说：“其实我能感觉到。那些天，
他就在我身边。他不坏，就是……太近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飘向远处的山，
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一个很久不见的故人。6 非典预警第三个故事，发生在二〇〇三年。
那一年，我十七岁，正在县城读高中。三月的某一天，学校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
老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然后每个班都发了一瓶消毒液，要求我们每天擦桌子、洗手。
校门口多了一个体温检测点，每个进校的人都要量体温。有同学发烧，
立刻就被隔离了——单独安排了一间宿舍，不许出来。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