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死过一次的人林桂枝死的那天，病房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省人民医院住院部三楼走廊尽头，加9床。说是床，其实就是一张折叠担架，
垫了一层薄薄的褥子。她躺在那儿，身上盖的白被单已经三天没换了，边角发黄。
她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尿毒症晚期，透析做了两个月，把家里最后一点积蓄也透干了。
主治医生找她谈过话，说得很委婉：“林女士，您的病情……如果家属能配合治疗，
还是有希望的。”家属。这两个字像一根针，扎进她心里最软的地方。
丈夫赵德柱三个月前就不见了。说是去南方打工挣钱给她治病，可她打他电话关机，
问他兄弟都说不知道。后来邻床的病友小声告诉她，在县城汽车站看见赵德柱了，
身边跟着个烫卷发的女人，两个人有说有笑地上了去深圳的大巴。卷发女人她认识。
就是镇上开理发店的刘美芳，去年刚离了婚，天天穿个紧身旗袍在街上晃。
她当时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脸转向墙壁，眼泪无声地流进枕头里。儿子赵小军倒是来过一次。
那是她刚住院的时候，他站在病房门口，西装革履，手里拎着一箱牛奶。他没进来，
只是探了半个身子，皱着眉头看了看病房里的环境——六人间，有人在咳痰，有人在呻吟，
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排泄物混合的味道。“妈，这条件也太差了。”他说，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去市里的大医院，花多少钱我出。”她当时还笑着说：“不用，
妈能撑住，你工作要紧。”她没告诉他，她已经撑不住了。
赵小军在深圳一家外贸公司当部门经理，月薪两万，去年刚买了房，媳妇是本地人，
家里条件好。他每个月给她打三千块钱，可她舍不得花，都攒着准备给孙子当压岁钱。
那天他在病房门口站了不到十分钟，接了个电话就走了。走之前说：“妈，
我下个月再来看你。”下个月。她住院两个月了，他没再来过。电话倒是打过几个，
每次都说忙。她不敢多打扰，只是每次挂电话前都要说一句：“小军啊，妈没事，
你好好工作。”其实她有事。她很想告诉他，妈想你了。妈想见见孙子。
妈这辈子可能就剩这点时间了。可她说不出口。她这辈子都说不出口。她这辈子，
好像一直在忍。二十岁嫁进赵家，婆婆嫌她生的是儿子还是嫌她生的是女儿？不，
婆婆嫌的是她这个人。嫌她娘家穷，陪嫁少；嫌她个子矮，
不好看；嫌她在镇上供销社当售货员，工资低。她忍了。赵德柱堵伯，
把家里准备盖房的钱输了个精光，她挺着八个月的肚子去砖窑搬砖，一块砖一分钱，
一天搬两千块，挣二十块。她忍了。赵德柱喝醉了打她，一巴掌扇过来，她嘴角流血，
第二天还得照常上班、做饭、带孩子。她也忍了。她以为忍一忍，一辈子就过去了。
可她没想到，这辈子会这么短。此刻，她躺在加9床上，
听着走廊里护士的脚步声、其他病房的呻吟声、远处电梯开合的叮咚声。窗外的天灰蒙蒙的，
分不清是早晨还是黄昏。她已经分不清很多事了。分不清今天是几号，
分不清自己多久没吃东西，分不清身上那些管子是干什么用的。
但她分得清一件事——她这辈子，活得太亏了。太亏了。她想起二十岁那年，
供销社主任问她：“桂枝，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她说：“开一家自己的店。
”主任笑了：“那得多少钱啊？你一个姑娘家，嫁个好人家比什么都强。”她信了。她嫁了。
然后她用了三十年，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此刻，有脚步声靠近。是护士小周，
这层楼最年轻的护士，扎着马尾辫，说话轻声细语的。“9床，该量血压了。
”小周把袖带绑在她胳膊上，按着气囊，眼睛盯着血压计。量完，皱了皱眉，
在本子上记了什么，转身要走。“小周。”她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嗯？
9床，你哪里不舒服？”“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小周犹豫了一下：“打给谁？
”“我儿子。号码在我枕头底下的本子上。”小周翻出那个本子——一个塑料封皮的电话本，
已经磨得看不清原来的颜色。
里面歪歪扭扭记着几个号码：赵德柱、赵小军、娘家大哥、供销社老李。
小周拨了赵小军的号码，开了免提。嘟——嘟——嘟——没人接。小周又拨了一遍。
还是没人接。“可能在工作，不方便。”小周安慰她，“晚点我再帮你打。”她点点头，
没说话。小周走了。走廊里又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
她听见隔壁床的家属在小声议论：“加9床那个，听说家属联系不上了。”“可不是嘛，
老公跑了，儿子也不来，造孽哦。”她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又过了不知多久，
天彻底黑了。走廊里开了灯，惨白的日光灯管，照得人脸色发青。她感觉身体越来越轻，
像一片叶子，随时会被风吹走。脑子里开始走马灯。她看见二十岁的自己，穿着碎花衬衫，
站在供销社柜台后面，笑得眼睛弯弯的。她看见儿子出生的那天，
赵德柱看了一眼说“又是儿子”，转身就走了。可她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
觉得全世界都在发光。她看见自己蹬着三轮车去进货，儿子坐在车斗里，小手抓着车帮，
奶声奶气地喊“妈妈加油”。她看见儿子考上大学那天，全村人都来道贺，赵德柱喝得烂醉，
她一个人坐在灶台后面，哭得停不下来。她看见儿子结婚那天，儿媳妇叫了一声“妈”，
她紧张得差点把红包掉在地上。这些画面一帧一帧地过，像供销社老式放映机放的电影，
吱呀吱呀，又慢又旧。最后，画面定格在一张床上。不是这张加床，是另一张。
是五十岁的她，躺在医院走廊尽头，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她听见有人在说话，声音很远，
像是从水底传来的。“9床，血压掉到50了。”“通知家属了吗？”“联系不上，
电话没人接。”“那……先上监护吧。”她不想上监护了。她累了。她想，这辈子就这样吧。
反正，也没人等她回家。闭上眼睛的那一刻，
她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绝不会再这样活。绝不。然后，
她听见一个声音。很尖，很响，像一根针扎破气球——“生了个丫头片子？
林桂枝你可真没用！”她猛地睁开眼睛。刺眼的日光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
是一盏昏黄的白炽灯泡，挂在头顶，摇摇晃晃。她躺在一张木板床上，身下铺着旧棉被，
空气里有股潮湿的霉味。一个干瘦的老太太站在床边，怀里抱着个红布包，
正对着她翻白眼：“看看你，生个孩子都生不好，赔钱货！
”她低头看自己的手——年轻的手，没有老年斑，没有皱纹，指甲剪得整整齐齐。
她摸了摸自己的脸——光滑的，紧致的，没有那些年的风霜。她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这是……1995年。她二十五岁。刚生完孩子。怀里那个红布包里，
是她三天前生下的儿子。而那个干瘦老太太，是她婆婆。她还没死。她回来了。
第二章： “签字，离婚，老娘不伺候了”林桂枝没有哭。上一世，她哭过太多次了。
婆婆骂她哭，丈夫打她哭，累到腰直不起来也哭。哭到最后，眼泪都不值钱了。这一世，
她不哭了。她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孩子——三天大的赵小军，皱巴巴的小脸，眼睛还没睁开，
嘴巴一抿一抿的，像在找奶吃。上一世，她把这个孩子当命根子，省吃俭用供他上大学，
帮他买房，帮他带孩子。最后她躺在医院走廊上的时候，他连个电话都没接。她不怪他。
是她自己教的——教他懂事，教他争气，教他别像他爸那样没出息。
可她忘了教他一件事：妈也会老，妈也会病，妈也需要你。这辈子，她不会再那样教了。
“林桂枝！你聋了？”婆婆赵老太的声音像破锣，一声比一声高，“我跟你说话呢！
生了个带把儿的就了不起？我跟你说，在赵家，生十个带把儿的你也得给我老老实实的！
”林桂枝抬起头，看着面前这个干瘦老太太。上一世，她在赵家忍了十五年。
赵老太让她跪着擦地她就跪着擦，让她把好吃的都留给男人她就一口不碰，过年杀鸡，
鸡腿是赵德柱的，鸡翅是赵小军的，她只能啃鸡脖子。这辈子，不了。“妈。”她开口了，
声音很平静，“赵德柱呢？”赵老太一愣：“你找他干啥？”“离婚。
”这两个字从她嘴里吐出来，轻飘飘的，像说“今天天气不错”。
赵老太的眼珠子差点瞪出来：“你说啥？”“我说离婚。
”林桂枝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床上，坐直了身子，“他在哪儿？”“你疯了吧？
”赵老太的声音尖得能划破玻璃，“你刚生完孩子就要离婚？离了你带着个拖油瓶谁要你？
你以为你还是黄花大闺女？”“我不要谁要。”林桂枝看着她，“我自己要我自己。
”赵老太被噎住了，嘴巴张了张，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这时候，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
一个男人掀帘子进来了。赵德柱。二十五岁的赵德柱，瘦高个，长得还算周正，但眼神飘忽，
看人的时候总像在算计什么。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裤腿上沾着泥点子，
手里夹着一根烟。“吵什么吵？”他叼着烟，扫了一眼屋里的情况，“妈，你跟她置什么气？
她刚生完，脑子不清楚。”赵老太像找到了靠山：“你听听你媳妇说的什么话！
她要跟你离婚！”赵德柱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种笑，林桂枝太熟悉了。不是觉得好笑，
是不屑。是那种“你一个农村妇女，离了我能活？”的居高临下。“桂枝，别闹了。
”他弹了弹烟灰，“坐月子呢，好好养着。”“我没闹。”林桂枝看着他的眼睛，“赵德柱，
我说的是真的。”赵德柱的笑容僵了一下。他走过来，弯下腰，凑近她的脸。
烟味喷在她脸上，呛得她想咳嗽。上一世她忍了，这辈子她不打算忍了。她偏过头，
用手扇了扇。“你跟我来真的？”赵德柱的声音冷下来。“来真的。”“行。
”赵德柱直起身，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你要是想离，可以。孩子归我，
你净身出户。”赵老太在边上帮腔：“对！孩子是我们赵家的种，你想带走？门都没有！
”林桂枝看了他们一眼，没有说话。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本子——那是她上一世就有的习惯，记账。本子很旧，
封皮都卷边了。她翻开，里面密密麻麻记着字。“赵德柱，1994年3月，赌输了八百块，
我找娘家借的。”“1994年7月，赌输了五百块，我把嫁妆卖了。
”“1994年11月，赌输了一千二，我挺着六个月的肚子去砖窑搬砖，一天挣二十块。
”“1995年1月，赌输了三千块，找高利贷借的，利息两分。”她一页一页翻，
声音不大不小，刚好屋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楚。赵德柱的脸白了。赵老太的脸也白了。
“你……你记这些干啥？”赵德柱的声音有些发虚。“记账。”林桂枝合上本子，
“我从嫁进你们家第一天就开始记。每一笔账，每一分钱，你赌了多少，我挣了多少，
你妈从我这拿走了多少。五年了，一笔不落。”她把本子往桌上一摔，“啪”的一声，
像一巴掌扇在赵德柱脸上。“离婚，孩子归我。你这些年欠的债，我一分不要你还。
但你欠我的，我也不要了，就当这些年喂了狗。”赵德柱的嘴唇哆嗦了一下，他想说什么，
但林桂枝没给他机会。她站起来——刚生完孩子的身体还很虚弱，腿在发抖，
但她咬着牙站住了。“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去法院告。堵伯、家暴、遗弃，
哪一条都够你喝一壶的。我手里有账本，有人证，你打我的伤我还拍了照片。赵德柱，
你信不信，我能让你在镇上抬不起头？”赵德柱的脸色从白变青，又从青变紫。他没想到，
这个在他面前忍了五年的女人，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你……你疯了。”他喃喃地说。“对，
我疯了。”林桂枝看着他，“被你逼疯的。”屋子里安静了很长时间。窗外有鸡叫，有狗吠，
有谁家在放收音机，传来邓丽君的歌。最后，赵德柱开口了。声音很小，
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离就离。但你记住，是你非要离的，不是我赵德柱不要你。”“好。
”林桂枝说，“是你不要我，还是我不要你，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从今天起，我林桂枝，
不欠你们赵家任何东西。”赵老太还想说什么，被赵德柱拉住了。他看了林桂枝一眼，
转身掀帘子出去了。赵老太跟在后面，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
恶狠狠地丢下一句：“带个拖油瓶看谁要你！”门帘落下来，屋里又安静了。
林桂枝慢慢坐回床上，低头看了看身边的儿子。小家伙还在睡，什么也不知道。她伸出手，
轻轻摸了摸他的脸。上一世，她把他养大了，养好了，养出息了。可她自己，活得像个影子。
这辈子，她要活成一个人。一个站着的人。不是谁的媳妇，不是谁的妈，
是她自己——林桂枝。三天后，离婚手续办完了。赵德柱从头到尾没再看她一眼，
签字的时候手抖了一下，但什么都没说。走出民政局的时候，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
她抱着孩子，背上背着一个蛇皮袋——那是她全部的家当。几件换洗衣服，那个账本，
还有一张存折。存折上，是她买断工龄的两万块钱。1995年，两万块，是一笔大钱。
是她在供销站干了八年，加上厂里改制给的补偿。上一世，这笔钱被赵德柱骗去赌了，
一分没剩。这辈子，她藏得好好的，谁也不知道。她刚走出几步，身后传来赵德柱的声音。
“林桂枝。”她停下脚步，没有回头。“你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能活成什么样？
”她没回答。她在心里说：活成你高攀不起的样。然后她迈开步子，走进了阳光里。
怀里的孩子醒了，哼哼唧唧地哭了两声。她低头看他，小家伙的眼睛终于睁开了，
黑亮黑亮的，正盯着她看。“小军，”她说，“从今天起，就咱娘儿俩了。
”小家伙打了个哈欠，又闭上了眼睛。林桂枝笑了。这是她重生以来，第一次笑。
第三章： “两万块，一个娃，一条不知道通向哪里的路”林桂枝没有回娘家。不是不想回，
是不能回。上一世她带着孩子回去过，大哥大嫂嘴上没说什么，
但饭桌上多添一双筷子的时候，大嫂的脸色比咸菜还难看。她住了三天就走了，
从此再没开过口。这一世，她不想让任何人觉得她是“回来打秋风的”。她抱着孩子，
背着蛇皮袋，走了四十分钟，到了县城边上的一条老街上。这条街她熟。
在供销站上班的时候，每天都要路过。街两边是七八十年代盖的砖瓦房，
墙面刷着“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的标语，电线杆子上缠着乱七八糟的电线。
街上有一家早餐铺、一家裁缝店、一家修理铺，还有几户人家把临街的窗户改成门面，
卖些日用小百货。她在一家早餐铺旁边找到了一间出租屋。房东是个胖大姐，姓刘，
在街口卖卤菜。刘大姐上下打量了她一眼：“你一个人？”“还有个孩子。
”林桂枝把怀里的红布包往上托了托，“刚满月。”刘大姐犹豫了一下：“我这房子不大，
十几个平方，一个月五十，押一付一。”“行。
”林桂枝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十块，又数了三张十块，递给刘大姐。一百块，
一个月的房租加押金。刘大姐接过钱，看了看她，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你男人呢？”“离了。”刘大姐愣了一下，
然后叹了口气：“女人啊，不容易。”她从兜里掏出钥匙，又顺手塞了两个卤鸡蛋过来，
“拿着，给孩子补补。”林桂枝没有拒绝。她接过鸡蛋，说了一声“谢谢”。屋子确实不大。
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角有个蜂窝煤炉子。窗户上的玻璃碎了一块，
用硬纸板糊着。墙皮脱落了一大片，露出里面的红砖。但林桂枝站在屋子中间，
却觉得这是她两辈子住过的最好的地方。没有婆婆的骂声，没有赵德柱的烟味，
没有半夜被推醒去倒水的憋屈。只有她和孩子。她把蛇皮袋放下，把儿子放在床上。
小家伙醒了，没哭，睁着眼睛四处看，像是在打量这个新家。“小军，”她蹲下来，
平视着儿子的眼睛，“从今天起，这儿就是咱的家了。不大，但是咱们自己的。
”小家伙打了个哈欠，又睡了。林桂枝把屋子收拾了一遍。擦了桌子，扫了地，
把蜂窝煤炉子点上火，烧了一壶水。她又去街上买了两斤米、一把青菜、几个鸡蛋，
花了三块八。回来的时候，她路过供销站，站在马路对面看了一会儿。
那栋三层小楼她太熟悉了。一楼的玻璃柜台后面，她站了八年。
柜台上摆着暖水瓶、搪瓷盆、毛巾、香皂，墙上挂着布匹和成衣。二楼是仓库，
三楼是办公室。门头上挂着一块褪色的招牌：“红旗供销合作社”。上一世，
这栋楼在1998年被私人承包了，改成了超市。再后来，被拆了，盖了商品房。这一世，
她看着这栋楼，脑子里转着一个念头。但还不是时候。现在她手里只有两万块，
加上今天花掉的，还剩一万九千八百多。这点钱，做不了大事。但她知道，钱不是靠攒的，
是靠赚的。当天晚上，她给儿子喂完奶，哄睡了，坐在桌前，打开那个账本，翻到空白页，
写了一行字：“1995年4月15日，启动资金：19820元。
”然后她又在下面写了几行：第一步：摆地摊。选品：女装。目标客户：30-50岁女性，
县城里的家庭妇女、乡镇企业女工。优势：这类衣服进货便宜，利润空间大。
而且她懂——她在供销站卖了八年衣服，知道县城女人喜欢什么款式、什么颜色、什么价位。
差异化：上一世她在超市干了二十年，知道什么叫“陈列”，什么叫“服务”，
什么叫“回头客”。这些东西，1995年的县城地摊上，没人懂。她写到最后，
在纸上画了一个圈，圈里写了两个字：“第一桶金。”合上本子，她吹灭了煤油灯。黑暗中，
她听见儿子的呼吸声，均匀的，安稳的。窗外的街上偶尔有自行车经过，车铃叮当响一声，
又远了。她闭上眼睛，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
把明天要做的事情过了一遍——去批发市场看货、算成本、定价格、找摊位。这些事情，
上一世她想了三十年，一件都没做成。这一世，她要一件一件地做。第二天天没亮她就醒了。
给儿子喂了奶，用背带把他绑在胸前，出门了。县城最大的批发市场在汽车站旁边，
叫“五一大市场”。天刚蒙蒙亮，市场里已经热闹起来了。
三轮车、小货车、摩托车挤在一起，到处都是装卸货的人。空气里弥漫着柴油味、汗味，
还有新衣服上那股浆洗过的味道。林桂枝在市场里转了两个小时。她没有急着进货，
而是一家一家地看。看别人进什么货、卖什么价、怎么跟顾客说话。
她在心里默默记着：哪家的衣服质量好，哪家的价格实在，哪家的老板好说话。转了十几家，
她在一家档口前停下来。档口不大，门口挂着一排女装。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姓孙，
圆脸，说话带笑。“大姐，看衣服？进点货回去卖？”“嗯。”林桂枝拿起一件碎花衬衫，
摸了摸面料，“这个怎么拿？”“十件起批，一件十二。”“我要五十件，什么价？
”孙老板看了她一眼，重新打量了一下这个胸前绑着孩子的女人。“五十件？你能卖得动？
”“那是我的事。你就说什么价。”孙老板笑了：“行，爽快。五十件，一件十块。
不能再低了。”林桂枝在心里算了一下：一件十块，她准备卖二十五，利润十五块。
五十件全卖出去，就是七百五。“九块五。”她说。“大姐，你砍价也太狠了。
”“我一次性拿一百件，什么价？”孙老板愣了一下：“一百件？”“对。
而且我以后每个月都来拿货，量只会比这个大。你要是给我个好价钱，咱们长期合作。
”孙老板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伸出手：“九块。一百件，九块。不能再少了。
”林桂枝握住他的手：“成交。
”她挑了一百件衣服——碎花衬衫、纯色外套、阔腿裤、针织开衫。
都是县城中年女人穿得出去又舍不得买太贵的款式。孙老板帮她把货打包好，
又叫了一辆三轮车帮她送到街口。“大姐，你叫什么？”“林桂枝。”“林姐，
你是个做生意的料。”孙老板竖起大拇指，“别人进货都是挑便宜的，你挑的都是好卖的。
眼光毒。”林桂枝笑了笑，没说话。她心想，我这不是眼光毒。我这是在供销站站了八年，
又在超市卖了二十年，用两辈子时间学出来的。货拉回出租屋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她把儿子放在床上，给他换了尿布，喂了奶。小家伙吃饱了，精神很好，手舞足蹈地笑。
“小军，”她把一件碎花衬衫拎起来，在身上比了比，“好看吗？”小家伙咯咯笑了。
“那就是好看。”她把衣服叠好，放进蛇皮袋里，“妈妈要去挣钱了。挣了钱，给你买奶粉。
”下午三点，她背着蛇皮袋，抱着孩子，到了县城最大的夜市——鼓楼街。
这条街一到晚上就热闹起来。卖小吃的、卖衣服的、卖杂货的，一家挨着一家。
来逛的人也多，年轻的姑娘、带孩子的大姐、下了班的工人，挤得水泄不通。
林桂枝在街尾找了一个空位，把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把衣服一件一件摆出来。
她没有像别人那样随便一堆，而是一件一件挂起来。她找了两根竹竿，架在两棵树之间，
把衣服按颜色深浅排开——浅色的在左边，深色的在右边。每件衣服前面，
她用硬纸板写了价签：碎花衬衫25元，纯色外套35元，阔腿裤28元。
她又从蛇皮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那是她在市场上花两块钱买的，放在衣服旁边。
第一个路过的人停下来看了看，摸了摸衣服，又看了看价签，走了。第二个也走了。
林桂枝不着急。她知道，摆地摊不是一锤子买卖。要让别人买你的东西，得先让别人相信你。
有一个大姐走过来，四十来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她在衣服前面站了一会儿，
拿起一件碎花衬衫，在身上比了比。“这衣服倒是好看，就是不知道合不合身。”“你试试。
”林桂枝把镜子递过去，“我这儿可以试。”大姐愣了一下：“地摊还能试？”“别人不能，
我能。”大姐犹豫了一下，把衬衫套在身上。她站在镜子前面，左看右看，
脸上慢慢露出笑容。“还真好看。”她摸了摸面料，“这个质量，商场里得卖五六十。
”“我这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林桂枝笑着说，“你要是喜欢，就拿着。不合适的话，
七天之内拿回来，我退你钱。”“还能退？”“能。”大姐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衣服，
从口袋里掏出二十五块钱。“拿着吧。冲你这态度，我也得买一件。”第一件卖出去了。
然后是第二件、第三件、第四件……林桂枝发现，
她比别人多做的那些小事——让试穿、给镜子、承诺退货——在1995年的地摊上，
简直是降维打击。县城里的女人们没受过这种待遇。她们去商场，售货员爱答不理；去地摊，
老板恨不得把东西塞进你手里。从来没有人跟她们说“你试试”“不合适可以退”。
两个小时，她卖出了三十件衣服。三百块到手。她抱着孩子，背着蛇皮袋，走在回家的路上。
夜风吹过来，带着街边烧烤摊的烟火气。怀里的儿子睡着了，小脸贴在她胸口，暖暖的。
回到家，她把钱数了一遍，用橡皮筋扎好，放进枕头底下。然后她坐在桌前，翻开账本，
写下今天的数据：进货：100件，900元。卖出：30件，750元。库存：70件。
利润：750 - 270 = 480元。她看着这行数字，手微微发抖。480块。
这是她上一世在供销站一个半月的工资。一天。这一天，她挣了过去一个半月的钱。
她合上本子，走到床边，低头看了看儿子。“小军，”她的声音很轻，像怕吵醒他，
“你妈这辈子，不会再让你过苦日子了。”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
月光透过碎了一块的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她笑了。这一次，是笑着睡着的。
第四章：“举报我？工商来查，我连纳税证明都准备好了”一个月后，
林桂枝成了鼓楼街夜市最火的地摊。没有之一。她的摊位从街尾搬到了街头——最好的位置，
人流量最大的地方。不是她抢的，是原来摆在那儿的卖袜子的小伙主动让给她的。小伙姓马，
二十出头，嘴甜，叫她“林姐”。“林姐，你在这儿摆吧，我去街尾。跟着你沾光，
你那儿人多，我顺带也能多卖几双袜子。”林桂枝没客气。她确实需要这个位置。
一个月的时间，她把地摊做出了花。首先是选品。她每三天去一次批发市场，
每次只补最好卖的款式。碎花衬衫卖得好，她就多进几种花色；纯色外套走量，
她就多备几个尺码。她还根据天气预报调整货品——预报要降温了，
提前两天上厚外套；天热了，马上换短袖和裙子。孙老板现在见了她就笑：“林姐，
你是我见过最会进货的人。别的摊主都是我问他们进什么，只有你，是你告诉我该进什么。
”林桂枝没告诉他，她用的那套东西叫“库存管理”和“需求预测”，
是她在上一世的超市里学的。其次是陈列。她的摊位永远是最整齐的。衣服按色系分好，
暖色一堆，冷色一堆，中间用深色过渡。
每件衣服都熨过——她在出租屋里花十五块买了一个老式熨斗，每天晚上哄睡儿子之后，
一件一件熨平整。价签也是手写的，用的是她专门去文具店买的彩色卡纸。
碎花衬衫用粉色的，外套用蓝色的，裤装用绿色的。远远看去，像一排小旗帜。
有人笑她：“摆个地摊而已，至于这么讲究吗？”她说：“你把地摊当生意做，它就是生意。
你把它当糊口做，它就只够糊口。”最让同行服气的，是她的服务。
林桂枝的摊位前永远放着一面穿衣镜——不是那种巴掌大的小镜子，
是她专门找人定做的一面全身镜，花了八十块。镜子用木头框镶着，立在摊位旁边，
擦得锃亮。“试试吧，不合适不要钱。”这是她的口头禅。县城里的女人们哪见过这个？
去商场试衣服，售货员恨不得拿眼睛剜你；来地摊试衣服，老板主动递镜子。这感觉，
太新鲜了。更绝的是她的“七天无理由退货”。第一天打出这个招牌的时候，
隔壁卖鞋的老王差点笑岔气：“桂枝，你疯了吧？地摊货还退货？退回来的衣服你卖给谁？
”林桂枝没理他。结果第三天，真有人来退货了。一个中年女人，拿着一件碎花衬衫，
不好意思地说：“妹子，我拿回去给我闺女看，她说颜色太艳了，不适合我。
能不能……”“能。”林桂枝接过衣服，检查了一下，没有污渍没有破损，
从口袋里掏出二十五块钱递过去，“下次再来。”女人愣了一下，接过钱，连说了三声谢谢，
转身走了。老王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二十五块就这么退了？”“不退，她就再也不来了。
退了，她下次还会来，还会带人来。”老王将信将疑。一个星期之后，
那个退衣服的女人真的来了。不是一个人，带了三个姐妹。
四个人在林桂枝的摊位上买了十二件衣服，花了三百多块。老王服了。
这件事在鼓楼街传开了。传到最后，变成了“街尾那个卖衣服的女人，买贵了给你退钱，
买错了也给你退钱，比百货大楼还讲信用”。口碑一传十，十传百。到第二十天的时候，
林桂枝一天的营业额已经突破了一千块。一千块。1995年，
县城里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三四百块。她一天挣的，抵别人三个月。
她把钱一张一张捋平，用橡皮筋扎好，放进枕头底下的铁盒子里。每天晚上数钱的时候，
是她最踏实的时刻。但麻烦也跟着来了。那天晚上，她刚出摊不久，
就有两个男人晃悠到摊位前。一个光头，一个平头，脖子上挂着金链子，
一看就不是来买衣服的。“老板，生意不错啊。”光头拿起一件外套，翻来覆去地看，
“这地儿，以前是我兄弟摆的。你占了他的位置，是不是该交点管理费？”管理费。
林桂枝太熟悉这套了。上一世她在超市当收银员的时候，就听说过夜市有人收保护费。
她没有慌，也没有像旁边几个摊主那样躲开。她看着光头，
平静地说：“这个位置是马军让给我的，你要是不信，可以去问他。至于管理费，
我每个月光是摊位费就交了两百，工商税务一样不少。你要是有正规收据，我给。没有的话，
这钱我不出。”光头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一个摆地摊的女人会这么硬气。“哟，还挺横。
”他把手里的衣服扔回摊上，“你知不知道这街上谁说了算？”“我不知道谁说了算。
”林桂枝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但我知道法律说了算。你要是再不走，
我现在就去派出所。鼓楼街派出所离这儿三百米，我五分钟就能到。”光头的脸色变了。
平头拉了他一下，小声说：“算了哥，这女的不好惹。”光头瞪了林桂枝一眼，
丢下一句“你给我等着”，转身走了。旁边卖袜子的马军凑过来，一脸担心：“林姐，
你得罪他了，他以后找你麻烦怎么办？”林桂枝把被扔乱的外套重新叠好，
头也没抬：“这种人，你越怕他，他越欺负你。你硬一次，他就知道你不是软柿子。
”马军挠了挠头，若有所思。那天晚上收摊的时候，林桂枝多卖了两个小时。
回到家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了。儿子在邻居刘大姐家睡着了，她轻手轻脚地把孩子抱回来，
放在床上。小家伙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了。她坐在床边，看着儿子的脸，
心里盘算着下一步。地摊已经做到了天花板。一天一千块的流水，在这个县城里，
再往上走也走不了多少了。她需要更大的盘子。她想到了供销社。上一世，
供销社在1998年被私人承包，改成了超市。那是县城第一家超市，开业那天人山人海，
挤破了门。这一世，她不想等到1998年。她想现在就动手。第二天一早，
她把儿子托给刘大姐，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去了红旗供销合作社。站在那栋三层小楼前，
她深吸了一口气。门还是那个门，柜台还是那些柜台。
只是里面的人变了——以前她是站在柜台后面的那个，现在她要坐到对面去。她推门进去。
供销社主任姓王，五十多岁，圆脸，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灰色的中山装，
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他坐在三楼办公室里，面前摆着一杯茶和一个搪瓷缸子。
“你是……”王主任抬起头，打量了她一眼。“王主任，我叫林桂枝，
以前在你们这儿干过八年。”“哦，桂枝啊。”王主任想起来了，“你不是辞职了吗？
听说跟老赵家的儿子离婚了？”“对。”林桂枝没有绕弯子，“王主任，我今天来，
是想跟您谈一件事。”“什么事？”“我想承包供销社。”办公室安静了三秒钟。
王主任端起的茶缸子停在半空，眼睛瞪得像铜铃。“你说什么？”“我说，
我想承包红旗供销合作社。”林桂枝一字一顿，“我出一份承包方案，
保证比现在效益翻三倍。要是做不到，我一分钱不要，走人。”王主任放下茶缸子，
上下打量了她一眼。那眼神里有惊讶，有怀疑，还有一点好奇。“桂枝，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供销社是国家的资产，不是随便谁想承包就能承包的。”“我知道。
”林桂枝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递过去，“这是我写的承包方案。您先看看，
要是觉得不行，就当我没来过。”王主任犹豫了一下，接过本子，翻开第一页。
他的眼睛慢慢瞪大了。本子上写着三行字：第一，引入会员制，预充值锁定客户。第二，
改造卖场布局，按品类分区陈列。第三，实行承包责任制，全员绩效挂钩。每一行下面，
密密麻麻写满了具体的执行方案。
充、充多少送多少、卖场怎么改造、货架怎么摆、员工怎么考核、奖金怎么发……这些方案，
是林桂枝用两辈子的经验写的。上一世，她在超市干了二十年，从收银员干到店长，
这些东西她闭着眼睛都能写。王主任看了整整十分钟，一个字都没说。最后，他合上本子，
抬头看着林桂枝。“桂枝，”他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刚才那种居高临下的口气，“这个方案，
你是跟谁学的？”“自学的。”林桂枝说，“王主任，我不用您现在就答应。您先拿去研究，
跟上面汇报。我只有一个要求——如果公开招标，给我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王主任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行。你这份方案，我先留着。”林桂枝站起来，
鞠了一躬：“谢谢王主任。”她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王主任突然叫住她。“桂枝。
”“嗯？”“你在夜市摆摊的事，我听说了。”王主任的表情有些复杂，“一个月，
成了地摊女王，不容易。”林桂枝笑了笑：“王主任，地摊女王不是我的目标。
”“那你的目标是什么？”“让全县城的女人，都穿上我卖的衣服。”她推门出去，
走进阳光里。身后，王主任看着她的背影，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他低头又看了一眼那份方案，嘴里嘟囔了一句：“这个林桂枝，怕是要搞出点名堂来。
”第五章： “别人看笑话的时候，我签下了承包合同”王主任的动作比林桂枝预想的快。
三天后，她就接到了电话。“桂枝，你来一趟，上面同意试点了。
”林桂枝把儿子交给刘大姐，换了一身利落的衣服，直奔供销社。
王主任的办公室里多了一个人——县供销总社的李科长，四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
表情严肃。他面前摆着林桂枝写的那份方案，纸上密密麻麻做了批注。“你就是林桂枝？
”李科长上下打量她，目光里有审视。“是。”“方案我看过了，很有想法。
”李科长的语气不冷不热，“但有一点我不明白——你在供销社干了八年，应该知道，
这个摊子有多难收拾。库存积压、员工懒散、设备老化，你怎么保证三个月内扭亏为盈？
”林桂枝没有急着回答。她走到窗前，指了指楼下。“李科长，您看下面。”李科长站起来，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下去。一楼大厅里，几个售货员正围在一起嗑瓜子聊天，
柜台后面货品堆得乱七八糟，顾客寥寥无几。“这是现在的供销社。”林桂枝转过身，
目光坚定，“但如果让我来干，我会做三件事。”她伸出三根手指。“第一，清库存。
积压的货品打折处理，回笼资金。卖不掉的，打包卖给农村的赶集摊贩，一分钱也是钱。
”“第二，改陈列。把所有柜台重新布局，按品类分区——服装区、日用品区、食品区。
顾客想买什么一目了然，不用像现在这样满屋子乱转。”“第三，换脑子。
员工工资和绩效挂钩，卖得多拿得多。不想干的可以走，想干的跟我干。”李科长听完，
沉默了好一会儿。“你这些办法，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他说，
“员工不配合怎么办？万一亏了怎么办？”“李科长，”林桂枝看着他，
“供销社现在已经在亏了。我接手，最坏的结果也就是继续亏。但如果成了，
它就是全县城的标杆。”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李科长和王主任交换了一个眼神。最后，
李科长点了点头。“行。承包期三年，每年上缴利润两万块。超出部分归你，亏损了你兜着。
敢不敢？”“敢。”签完合同那天，林桂枝站在供销社门口，仰头看着那块褪色的招牌。
“红旗供销合作社”——这几个字她看了八年，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它会成为她的战场。
她没有时间庆祝。当天下午，她就召开了全体员工大会。到场的员工有二十三个。
年纪最大的五十八岁，最小的也有三十多。
大多数人用一种看笑话的眼神看着她——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带着个吃奶的娃，
能折腾出什么名堂？“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林桂枝站在柜台前面，声音不大，
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你们在想，这个女人能撑多久。”没有人说话，
但有几个人的嘴角翘了一下。“我不打算撑。”她说，“我打算赢。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贴在墙上。“这是我定的新规矩。从明天开始，
供销社改名叫‘桂枝商场’。早上八点开门，晚上八点关门，
中间不许嗑瓜子、不许聊天、不许对顾客爱答不理。每个人的工资分成两块——底薪加提成。
卖得多，拿得多。卖不动的，拿底薪。”台下一片哗然。“凭什么？”一个老员工站出来，
脸涨得通红，“我在供销社干了十五年了，从来都是拿固定工资。你凭什么说改就改？
”“凭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林桂枝看着他的眼睛，“你有两个选择——要么跟着我干，
要么现在就走。我不强留。”老员工愣住了。他没想到这个女人这么硬气。
会场安静了十几秒。然后，角落里一个年轻的女售货员举起了手。“林……林姐，
我愿意跟你干。”是张小梅，二十三岁，在供销社干了两年，是出了名的勤快，
但因为不会巴结领导，一直被安排在角落里卖劳保用品。林桂枝冲她点了点头：“好。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最后，二十三个人里，走了五个，留下了十八个。
林桂枝看着留下的这十八个人，说了一句话：“从今天起，你们不是在给公家打工，
是在给自己干。卖出去的每一件货，都有你们一份。”第二天，改造开始了。
林桂枝亲自带着张小梅和另外两个年轻店员，把所有的柜台重新摆放。
服装区挪到最显眼的位置，按季节和颜色分类挂好；日用品区按功能分区——洗护的放一起，
厨房用的放一起；食品区单独隔开，保持干净整洁。
她还从批发市场进了一批新货——质量比原来的好，价格比原来的低。原来的库存，
她按三折处理，在门口摆了个“清仓大甩卖”的摊子，三天就清了一大半。
最让员工们吃惊的，是她推出的“会员制”。“充一百送二十？那不是亏本吗？
”张小梅算不明白这个账。“不亏。”林桂枝解释，“一个人充一百块，
她就会想着把这钱花完。花完之后，她习惯了来咱们这儿买东西，就不会再去别家了。
这叫锁客。”张小梅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事实证明，林桂枝是对的。
“充一百送二十”的招牌挂出去第一天，就有十几个人办了卡。
最高兴的是那些经常来买日用品的大姐——反正米面粮油总要买的，存一百送二十，
等于白捡二十块。更绝的是“儿童寄存处”。林桂枝在商场角落隔出一小块地方，
放了几张小凳子、几本小人书，还买了一盒积木。带着孩子来逛街的妈妈们，
可以把孩子寄存在这儿，由张小梅帮忙照看，自己安心逛。这个主意在当时简直是破天荒。
第一个享受这个服务的女人，在商场里逛了四十分钟，
买了两件衣服、一袋大米、一瓶洗发水，花了八十多块。走的时候，
她拉着林桂枝的手说：“妹子，你这儿太好了。我带着孩子哪都去不了，
就你这儿能让我安安心心逛个街。”这件事传开后，桂枝商场在县城女人中间炸开了锅。
“你听说了吗？红旗供销社改名叫桂枝商场了，买东西能存钱，带孩子还有人帮你看。
”“真的假的？那我明天也去看看。”口碑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
第一个月结束的时候，林桂枝算了一笔账。营业额：四万八千块。利润：一万两千块。
上缴利润：两万块一年，平均每月一千六百多块。员工工资：比之前平均涨了一倍。
她自己到手的：六千块。张小梅拿到工资条的时候，手都在抖：“林姐，
这……这是我一个月的？”“对。你上个月卖了八千块的货，提成是你的。
”张小梅眼眶红了：“我上班两年了，从来没拿过这么多钱。
”林桂枝拍了拍她的肩膀：“好好干，以后会更多。”但麻烦也来了。那天傍晚，
林桂枝正在柜台后面盘点库存，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赵德柱。
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夹克，头发乱糟糟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手里拎着两袋水果，
站在门口，一脸讨好地笑。“桂枝，忙着呢？”林桂枝没有抬头：“你来干什么？
”“来看看你，看看孩子。”赵德柱把水果放在柜台上，“小军还好吧？长高了吧？
”“他很好。不用你操心。”赵德柱的笑容僵了一下，但他没有走。他在柜台前站了一会儿，
看着焕然一新的商场，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桂枝，我听说你把供销社承包了？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味道，“行啊你，这才几个月，就干出这么大名堂。
”林桂枝终于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你到底想说什么？”赵德柱搓了搓手，
支支吾吾地说：“那个……桂枝，你看，咱们毕竟夫妻一场。你现在发达了，
能不能……借我点钱？我这边手头紧，就五千块，应个急。”林桂枝看着他，忽然笑了。
这笑容让赵德柱心里发毛。“赵德柱，”她的声音很平静，“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吗？
”“什么？”“你说，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能活成什么样。”赵德柱的脸红了。
“我现在告诉你答案。”林桂枝从柜台后面站起来，双手撑在玻璃台面上，一字一顿地说，
“我活成了你高攀不起的样子。钱，我一分都不会借给你。看孩子可以，
先把欠的抚养费补上。补不上，就别来了。”赵德柱的脸从红变白，又从白变青。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他转身走了，
那两袋水果孤零零地留在柜台上。张小梅从角落里探出头来，小心翼翼地问：“林姐，
这水果……”“拿去给大家分了吧。”林桂枝重新坐下，拿起账本，继续盘点库存。
她的手指在数字上划过，心里却想起了儿子。小军四个月大了，会翻身了，会咯咯笑了，
会伸手要人抱了。每天晚上她回家，不管多晚，小家伙都等着她，
一看到她就把两只手伸得高高的。她要把这个孩子养好。
不是那种“省吃俭用供他读书”的好，是那种“妈妈有钱，你有底气”的好。
她不想再欠任何人的。尤其是赵德柱的。那天晚上，她比平时晚收工了一个小时。走之前，
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门头上新做的招牌——“桂枝商场”。四个字，红底黄字，
是她自己设计的。她想起三个月前，她站在出租屋里，在账本上写下“第一步：摆地摊”。
那时候她手里只有两万块，怀里抱着一个刚满月的孩子，前面是一条不知道通向哪里的路。
现在，她有了一家商场。不是租的，不是借的，是她一手一脚干出来的。她锁上门，
骑着自行车往家赶。初冬的风有点凉，但她心里热乎乎的。路过夜市的时候，
她看见马军还在卖袜子。小伙子冲她挥了挥手：“林姐，下班了？”“嗯。今天生意怎么样？
”“还行，托你的福，这条街越来越热闹了。”林桂枝笑了笑，骑走了。回到家，
刘大姐正在给儿子喂米糊。小家伙吃得满脸都是，看见妈妈回来，立刻伸手要抱。“小军，
妈妈回来了。”她把他抱起来，用围裙擦了擦他的脸，“想妈妈没有？”小家伙咯咯笑着，
把米糊糊了她一脸。刘大姐在旁边看着，笑着说：“桂枝，你可真是能干。又要带孩子，
又要管商场，换了别人早累垮了。”林桂枝擦了擦脸，说：“不累。给他挣家当呢。
”刘大姐叹了口气：“你说你，当初要是没离婚，现在也不用这么辛苦。”林桂枝摇了摇头。
“姐，我不是辛苦。我是自由。”她把儿子举起来，小家伙在半空中蹬着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