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叫刘三妹我叫刘三妹，宜山下枧河边中枧村人。这个名字没什么稀奇，
方圆百里叫“三妹”的姑娘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但每次我报出名字，对方总要愣一下，
然后试探着问：“刘三姐……是你什么人？”“祖宗。”我说。
这时候对方的表情通常会变得很微妙。有肃然起敬的，有半信半疑的，
还有憋着笑觉得我在吹牛的。我不解释。刘三姐的传说传了一千多年，
真真假假早就分不清了，族谱上写着呢，她是我太太太……多少个太我也数不清的姑奶奶，
反正就是祖宗。但祖宗是祖宗，我是我。我刘三妹，二十六岁，宜山某乡镇文化站临聘人员，
工龄八年，月薪两千三。五险一金？那是正式工的待遇。我只有五险，没有一金。
住房公积金那个“金”，听说是金子做的，我这辈子怕是摸不着边。
我的工作内容说起来好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员。
表、跑腿、联络传承人、组织展演、应付上级检查、替退休老馆长修电脑、帮实习生订盒饭。
文化站一共七个人，三个在编，四个临聘，我是临聘里资历最老的。老到什么程度呢？
老到每一任新站长上任都要握着我的手说“三妹同志辛苦了”，
然后下个月就把我的加班申请打回来。我妈说：“你要是有你姑奶奶一成本事，早嫁出去了。
”我爸说：“你要是有你姑奶奶一成功力，早发财了。”他们说的“本事”“功力”，
指的是唱山歌。我不是不会唱。我会。从小就会，爷爷教的，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
正正经经的刘家腔调。但我会唱有什么用？这年头谁还听山歌？乡里红白喜事，
以前还能请歌师唱三天三夜，现在直接请歌舞团，音响一开，动次动次，震得房梁掉灰。
去年县里搞“乡村振兴文化周”，我费了老大劲请了四位老歌师来展演，台下坐了十七个人，
其中九个是来躲雨的，八个是隔壁美食摊的摊主，等着收摊。那天下雨，
雨打在临时搭的塑料棚顶上，噼里啪啦比山歌还响。老歌师韦阿公唱完一曲《盘歌》，
凑过来问我：“三妹，下个月还有吗？”我说有。他咧开没牙的嘴笑：“有就好，有就好。
”韦阿公八十三了，肺不好，唱三句就要喘。但他每次来唱，都换那件压箱底的靛蓝土布衫，
领口磨得发白，扣子都不是原配的。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这个月的展演补贴还在走报销流程，已经走了五个月。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他唱了一辈子的《刘三姐盘歌》，今年县里非遗申报，报的是“壮族织锦”，不是山歌。
体制内叫“轻重缓急”，说白了就是“这玩意儿不挣钱，保它干嘛”。我没处说。
所以我只好继续填表。所以当省里“三月三”山歌PK大赛的通知发到文化站时，
我正蹲在档案室地上一张一张贴发票。站长把文件拍在我桌上，说：“三妹，
这次比赛规格很高，省文旅厅主办，奖金五万。”我说哦。他说：“你是刘三姐后人，
你不去谁去？”我说我下个月要交社保基数核定表。他说：“你明天就去县里报名。
”我说我下个月还要交公租房年审材料。他说：“这是政治任务。”我放下发票，抬头看他。
站长的眼神很复杂。有期待，有压力，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东西——不是愧疚，
是某种……赌徒押注时的孤注一掷。“三妹，”他把声音压低，“咱们站三年没评上先进了。
这次要是能拿个奖，哪怕是入围奖，明年的经费就有说法了。”我没有回答。
他又说：“奖金五万。”我还是没有回答。他最后说：“你唱得那么好，
不该埋没在这堆发票里。”窗外的木棉开了一树，红得像火。三月了。
我听见自己说：“我去。”二、对手们报完名我才知道，这次比赛有多离谱。
离谱不是指规模——海选三千人，确实多。离谱是指，
三千人里起码有五百个自称刘三姐后人的。初赛在县文化馆小剧场。我抽到第七个出场，
前面六个有三个介绍自己“刘氏第三十七代传人”，有两个说“自幼受祖辈熏陶”，
还有一个直接穿了一身仿古戏服，戴满头银饰，走路叮铃咣啷响。
她唱的是改良版《只有山歌敬亲人》，伴奏带，带混响，带和声，跟春晚似的。
评委给了8.7分。轮到我，我穿的是那件陪了我五年的蓝布衫，袖口磨薄了，
但洗得很干净。我没有伴奏带，没有和声，没有音饰。我站在台上，聚光灯烤得后颈发烫，
台下黑压压一片，看不清人脸。我唱：“三妹生在下枧河，山歌是我命一条。
别人问我值几两，我说千金也不交。”清唱。没话筒。
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山歌是唱给天地听的，天地不需要扩音器。唱完最后一声，
剧场安静了三秒钟。三秒后，左边角落里有人带头鼓掌，啪啪啪，一下一下，
像锄头砸在旱地上。我顺着声音看过去——是韦阿公。他不知什么时候来的，
穿着那件靛蓝土布衫，坐在最偏的位置，努力把巴掌拍得最响。评委给了9.3分。
初赛出线。复赛出线。半决赛出线。每场我都是清唱，每场我都不介绍自己是刘三姐后人。
主持人非要提，我就站在台上等她说完了再开口。这态度惹恼了不少人，
网上开始有人骂：“装什么清高，谁不知道你靠祖宗吃饭。”我没回应。
韦阿公给我打电话：“三妹，你唱得好。你姑奶奶在天上听见了。”我说谢谢阿公。
他又说：“但是决赛，你要小心。”我问小心什么。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小心那些……比你还会唱山歌的人。”我当时没听懂。后来我才懂。决赛名单公布那天，
我在办公室对着电脑发了十分钟呆。十个人入围。我是第九名——倒数第二。
前面八个的名字我都不认识，最后那个名字我认识。罗晓。罗四姐的罗。
这个姓在广西山歌界只有一个意思：两百年前湖南那边过来的汉族歌手世家，
跟刘三姐隔河对歌三天三夜，史称“端阳赛歌会”。那场对决没有输家，
但也没有赢家——两边官府不欢而散，老百姓倒是记住了所有歌词。两百年后，
罗四姐的后人跟刘三姐的后人要在同一个赛场上相遇。这不是宿命，这是收视率。
我把鼠标挪开，发现手心全是汗。三天后，赛委会通知选手去省城开会，顺便抽签。
我坐早班动车，两个小时，靠窗。
窗外闪过一个个地名：宜山、洛东、洛西、柳州……每一个地名都有一首山歌对应。
爷爷教我的时候说：“三妹，山歌就是地图。你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就永远不会迷路。
”现在我用手机导航。到会场的时候，人已经来了一半。我找了个角落坐下，
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旁边坐了个年轻姑娘，二十出头，扎马尾，素面朝天，
膝盖上摊着个笔记本，正在抄歌词。我瞥了一眼，是本手抄歌本，纸张泛黄，边角卷起，
每一页都密密麻麻。“清抄本？”我问。她抬头，愣了一下，然后点头：“太爷爷传下来的。
”“能看看吗？”她递过来，有些犹豫，但没有拒绝。我翻到扉页，
上面用毛笔写着一行字：“罗氏歌本。光绪二十一年春。传子不传女。”我把本子还给她，
问：“那你叫什么？”她接过本子，低头把卷起的边角抚平，说：“罗晓。
”空气安静了几秒。她抬起眼睛，没躲，直直地看我。“我知道你是刘三妹，”她说，
“初赛的视频我看了。你唱得真好。”我没接话。她又说：“我太爷爷那辈，跟刘家对过歌。
输过，赢过，最后成了朋友。他临终前说，歌是用来交心的，不是用来结仇的。
”我问：“那你呢？”她想了想，说：“我是来唱歌的。”抽签结果出来：决赛第一轮，
刘三妹对罗晓。冤家路窄。冤家还坐邻座。散场时我们一前一后走出大楼，外面下起了雨，
细密的春雨，落在脸上凉丝丝的。她没有伞，我也没带。她忽然问：“你紧张吗？
”我说：“你猜。”她笑了一下：“我也紧张。”雨下得密了。我们站在屋檐下，
各自对着各自的雨，谁也没说话。过了很久，她说：“刘三妹，决赛我不会让你的。
”我说：“不用让。”她走进雨里，走了几步又回头，
隔着雨帘喊：“因为你不是靠祖宗吃饭的人。你是真的会唱。”雨声很大，她喊得很大声。
我没回她。但她已经跑远了，马尾辫在雨中一甩一甩，溅起细碎的水花。
那天晚上我躺在酒店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凌晨两点，我给韦阿公发了一条微信：“阿公，
如果决赛我输了，是不是给祖宗丢脸？”他居然秒回。“你祖宗在世时输过没有？
”我打字：没有。传说中刘三姐从未败过。他的语音消息过了半分钟才过来。声音苍老，
疲惫，背景音里有咳嗽。“傻妹仔。你祖宗不是没输过，是输了也不认。输了爬起来继续唱，
唱到赢为止——这才叫刘三姐。”窗外雨停了。远处有早班的公交车驶过，轧过积水，
哗的一声。我把手机放在胸口，闭上眼睛。三、决赛夜决赛设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
能坐一千两百人。票价炒到了五百八，黄牛说比张学友还难抢。我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
候场的时候，我从幕布缝隙往外看。台下黑压压全是人，闪光灯此起彼伏，
像夏夜的萤火虫群。第一排坐着文旅厅的领导、省歌舞团的专家、各大高校的教授。
第二排是媒体区，长枪短炮架成一片。我缩回脖子，后背贴着冰凉的墙壁，深呼吸。
罗晓就站在我旁边。她今天穿了一身靛蓝土布衫，领口绣着缠枝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