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一种《那些青葱的岁月》完结版阅读_(那些青葱的岁月)全集阅读

第一章 药罐里煨大的童年我的诞生，伴随着一声划破寒寂的啼哭，和一个沉重的预言。

那是湘中平原一个铁青色的霜晨。接生婆陈阿婆用露出棉絮的旧褥将我裹紧，

在油灯下端详良久，叹出一口寒气：“胎里带来的弱症……往后怕是要拿药当饭吃，

拿父母的心当炭火，仔细暖着。”预言很快应验。未出满月，咳嗽便如附骨之疽缠上我。

那声音从幼猫呜咽般的细微，渐成撕心裂肺的“空空”回响，咳得我小脸青紫，浑身痉挛。

无数深夜，母亲抱着我在屋里踱步，脚下的泥地磨出了浮光。她的泪滚烫，

砸在我同样滚烫的额上。微茫的希望，系于赤脚医生刘树贵那间终年弥漫草药味的土坯房。

从此，通往他家的田埂小路，成了我童年最熟悉的路径。母亲那只洗得发白的蓝布口袋，

装着全家从牙缝里省出的毛票，每一次递出，都像交付一份沉重的期待。熬药，

成了家中日复一日的仪式。陶罐在火上“咕嘟”作响，苦涩的气息无孔不入，浸透被褥，

渗入衣衫，最终沉淀进我的血液，成为生命的底色。喝药，是每日的酷刑。

当我懵懂地理解了父母碗中照见人影的稀粥与我碗底沉着的红薯之别，

理解了母亲银簪消失的意味，我便不再挣扎。我会接过那碗浓黑滚烫的液体，闭眼仰头灌下。

极致的苦如铁流碾过喉咙，砸进胃里，激起翻江倒海的恶心。我死死捂住嘴，

将一切反抗强压回去——不能吐。吐一口，便浪费一口，便让父母的忧愁深一分。

药渣按老规矩撒在门前路上，任人踩踏，以期带走病气。于是我家门前，

总蜿蜒一条深褐色、散发余苦的“小径”。它像一道无形藩篱，

标记着我被疾病公开划定的孤独疆域。经年药汁浇灌，

我长成与乡村格格不入的形态：苍白、纤细，如不见日光的豆芽。我畏惧夏日针砭般的阳光，

也惧冬日刺骨的寒风。当村里的男孩如牛犊般在泥地里撒野时，我多是倚着门框的安静剪影，

目光追着流云或屋檐下的蜘蛛网。父母近乎偏执地保护我。

所有重活——犁地、插秧、挑粪、砍柴——都落在他们日益佝偻的肩背。而我，

早早熟练了属于女孩的精细活计：洗衣、煮饭、喂鸡。记忆最深是剁猪草。午后，

守着硕大木盆，手起刀落，“咚、咚、咚”，将红薯藤、野菜、米糠细细剁碎，

也仿佛将漫长的午后时光，一寸寸剁碎，拌进猪猡的食粮，拌进我寂静的童年。

另一项“专务”是挑水。井在村口，青石井栏光滑如古镜。我的水桶是特制小号，

扁担也短一截。最爱黄昏前去，落日熔金，将井水染成一汪晃动的琥珀。

我常趴在冰凉井栏上，看井底自己随波晃动的模糊倒影，幻想下面沉着侠客遗失的宝剑，

等待某个神秘时刻将它打捞。这样的日子，将我塑造成矛盾的生命体：躯壳荏弱，

内里却过度敏锐。我观察晨露在蛛网汇聚坠落的颤巍，分辨夏夜虫鸣的声部层次，

感受早春风向由凛冽转温柔的微妙过渡。这些无人可诉的细腻感受，在心底沉淀发酵，

酿出一种清冷、孤独、近乎自怜的忧郁。村里的老人有时摸着我的头发叹：“这孩子，

生得秀气，像个文曲星下凡哩。”父亲听了，搓手憨笑；母亲则垂下眼睑，轻轻叹气。

他们清楚，在这片凭力气挣命的土地上，“书生模样”更像一种奢侈而无用的残缺。但或许，

正因如此，另一缕渺茫如萤火的希望，

也在绝望的土壤里悄然萌发——这个用药罐子煨大的孩子，真能走一条不用背朝黄土的路吗？

第二章 祠堂烛光：知识的初啼八岁那年的秋天，我的人生终于触到了第一缕系统性的光。

我背着母亲用旧工装裤改制的书包，像背着一面怯生生的旗帜，

走进了村里由旧祠堂改建的小学。教室空旷陈旧，二十几个年龄参差的孩子混坐一起。

黑板是木板刷了墨汁，粉笔珍贵如金。我的启蒙老师姓易，二十出头，军人转业，

是村里的“文化人”。他工资微薄，主要口粮还得指望家中几亩薄田。我很快显出了异样。

笔画在我指下驯服，数字如温顺羊群，句子过目能诵。第一次测验，双百分。

我成了他最偏爱的学生。课间，我留在教室帮他擦黑板、整理粉笔头。他批改作业时，

我静立一旁，目光追随他手中的红笔。有时，他会停下，讲某个字的来历，

或说起课本外的故事：岳母刺字、孔融让梨、匡衡凿壁偷光……这些故事像强光，

骤然照进我贫瘠的精神原野，让我惊愕地发现，世界远比眼前村庄广袤。四年级那年春天，

机遇如远风吹来的种子，落在我脚边。区里评选“优秀少先队员”，全公社十几个村小，

每校仅一个名额。易老师毫不犹豫地报上了我的名字。那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远行”。

突突响的拖拉机上，看道路两旁的树和房屋飞速后退；第一次见到三层高的红楼，

玻璃窗反射着刺眼的光。区公所的礼堂犹如梦境中的宫殿。当念到我的名字，

易老师在我后背轻轻一推：“去，上去。”我走上台，脚下发飘，手心冰凉。

一位领导将一张奖状和一个搪瓷杯递到我手中。奖状硬挺，印着金色边框和红色大字。

搪瓷杯雪白，杯身印着“奖给优秀少先队员”，里面躺着一支崭新钢笔和两个笔记本。

回程的拖拉机上，我把奖状紧紧抱在胸前，像抱着一面能抵挡所有寒风与轻视的盾牌。

易老师坐在对面，风吹乱他的头发，脸上笑容比阳光还亮：“正申，好好读，

往县里的中学读，往大学读！”我用力点头，喉咙哽咽，只觉得心里那块板结多年的冻土，

被一股浩荡春水，猛烈冲开了一道充满希望的裂缝。村小岁月，贯穿着一项内容：自带午饭。

我的铝制饭盒，盖子总“哐当”响。每天凌晨，母亲便在灶间忙碌。

米饭多是掺了红薯丝的隔夜冷饭，菜则是永恒的咸菜疙瘩、腐乳，或不见油星的炒青菜。

运气极好时，碗底会埋着一两片薄如纸张、亮如琥珀的腊肉——那是家的滋味，

也是爱的具象。学校的灶房有一口巨大的铁锅，水沸后，几十个饭盒放入蒸笼。上午的课堂，

总能隐约闻到从灶房飘来的、混合着各种气味的米饭香，

让最后一节课的每一分钟都充满甜美的期待与煎熬。下课铃响，孩子们涌向灶房。

在滚烫水汽中摸索属于自己的饭盒。我的饭盒右上角有一个被柴刀磕出的小凹痕，

像独一无二的徽记。我常端着它，走到教室后的老槐树下，寻一处石墩静静坐下。吃，

于我有仪式感。先就着咸菜腐乳，将米饭细细咀嚼，体会粮食本真的甘甜。那片珍贵的腊肉，

必留到最后，小心翼翼分成三小口，让那混合了松柏烟熏与岁月沉淀的咸香，

充分浸润每一个味蕾，才万分不舍地咽下。有时，

要好的同学会凑过来交换一点酸豆角或几颗炒黄豆。这朴素的交换，

是清贫岁月里最温暖的往来。冬天，饭盒是温暖的源泉。从蒸笼取出时烫得灼手，掀开盖子，

滚烫白汽扑在脸上。那热度透过冰凉指尖流遍全身，带来直达灵魂的慰藉。我吃得极慢，

想让这温暖多驻留一刻。有时盒底会结一层焦黄酥脆的锅巴，用勺子小心刮下，

“嘎吱”作响，满口焦香——那是生活意外的奖赏，是苦涩日子里淬炼出的微甜。

村小教师亦农亦教。农忙时节，学校放假，

高年级学生需到校“自习”——实由年纪稍大的孩子看管年纪小的。因我成绩好、坐得住，

易老师指定我为“小先生”。第一次站上讲台，

他将那本边角卷起的教案本郑重点交到我手里：“照着上面的讲，管好课堂纪律。

”二十多双眼睛齐刷刷望来，有好奇、嬉笑，也有不以为然。我拿着课本走上讲台，

腿肚发颤。下面已有嗤笑和骚动。我深吸气，拿起光滑的竹制教鞭，

学着易老师的样子轻敲黑板边缘。“上课。”我先给三年级讲算术应用题，

接着教一年级拼音，然后是五年级的语文……有些深奥的思想我自己也懵懂，

但竭力讲得清晰。最大挑战是课堂纪律。顽皮的孩子趁我板书时做鬼脸、传纸条。

后来我想出办法：谁一堂课守规矩、认真听讲，

下课后就可以看我那本《成语故事》——易老师借我的，全班唯一的课外书。诱惑力巨大，

秩序为之一肃。当“小老师”的日子，让我过早体会了“责任”的重量。

需琢磨如何讲得更明白，应对突发提问，处理各种状况。有男孩扭打，

我涨红脸奋力拉开；有女孩尿湿裤子，

我手足无措跑去求助女同学……这些稚嫩而郑重的经历，像一道催化剂，

让我加速褪去孩童懵懂。易老师忙完农活回校，总会检查我“代课”成果。他翻阅作业，

听我汇报，然后那只沾着泥土和粉笔灰的大手，重重落在我肩上：“教得不赖。”寥寥四字，

于我胜过任何奖赏。有时，他会从家里带些东西给我：一把带灶膛温热的炒花生，

两个煮熟的鸡蛋，或一本不知何处寻来的旧杂志。这些微薄馈赠，是肯定，是鼓励，

更是无声的期许。除了书本，我们还有另一门必修课：勤工俭学。村小经费永远捉襟见肘，

于是每个学期总有几天，我们要走向山野田垄，为学校“创收”。最常做的是捡茶籽。深秋，

易老师带领我们，每人挎一只竹篮，向后山进发。山路崎岖，同学们如出笼雀鸟。于我，

这是难得的“野放”，虽体力不济常落在后面，仍咬牙紧跟。捡茶籽需眼明手快。

蹲身拨开枯草败叶，将一颗颗乌亮饱满的茶籽拾起，投入背后竹篮。触手微凉，沉甸甸的。

篮子渐满，茶籽碰撞发出“沙沙”细响，如秋雨敲打树叶。休息时，我们散坐山坡，

分享红薯干、炒米粒。易老师会指着远山轮廓，告诉我们公社边界。有时，

他会随手拔起一株草讲解：这是鱼腥草，可治咳嗽；那是金银花，

泡茶解暑；色泽艳红的小浆果叫蛇莓，好看却有微毒……这些知识不在发黄课本里，

却是土地给予的鲜活教育。茶籽晒干后送到古老榨油坊。

巨大木榨撞击声沉重而充满原始韵律，金色茶油汩汩流出，浓香弥漫。榨出的油，

一部分分给老师，是他们清贫生涯中一点珍贵福利；一部分卖掉，

换回急需的粉笔、作业本、修理桌椅的钉子和木材。我们还采过清明嫩茶，

捡过收割后遗落的麦穗，挖过竹林下的冬笋。这些劳动让我的筋骨酸痛，

也让五感对这片土地变得异常敏锐。有一次，我在茂密蕨类植物下发现一窝鸟蛋，

淡青色蛋壳缀着精巧褐色斑点。同行的伙伴怂恿我拿走，我蹲着看了许久，

手指几次伸出又缩回，最终只轻轻拨些枯草落叶，更严密地为它们盖上。起身时，

看见不远处的易老师正望着我。他没有说话，只极轻微却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那个平静深邃的眼神，我记了很多年。它无声地告诉我：对生命的敬畏与呵护，

与从书本获取知识，是同等重要的人生课程。

在苦涩药香、清新墨香与山野芬芳交织的童年里，我如置于背阴处的植物，

一面抵抗与生俱来的寒湿，一面向每一寸可能触及的养分伸展根系。村小那方简陋天地，

是我精神世界最初的苗圃。然而，四年级课业结束时，这片苗圃已显局促。1987年，

小学学制正从“五年”向“六年”过渡。这意味着我必须离开熟悉的村小，

前往十多里外的乡中心小学，完成五、六年级学业。离家成了横亘在全家面前的难题。

正在愁云笼罩之际，邻村在乡中心小学任教的王老师，

不知从何处听说了我这个“总考第一的药罐子”，惜才之心与怜悯交织，

让她主动找到我一筹莫展的父母：“让振兴住到我家来吧，和我家小子睡一屋，

吃饭不过是多双筷子的事儿。孩子是块读书的料，别给耽误了。”就这样，

我背着一个用旧被单捆扎的简单行囊，来到了离家十多里路的乡中心小学。

我的床铺设在王老师家她儿子房间的一角，从此有了一个临时的、却无比温暖的“家”。

王老师待我极好。那种好，是细水长流、润物无声。

我伏案到深夜时端来温热白糖水；炒菜时不动声色在我碗底多埋两片油亮腊肉；天气转凉时，

不由分说将她儿子一件半新棉外套披在我身上。她的儿子，我最初的室友，

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在分享几次零食、一起弹过几次玻璃珠后，

我们便成了勾肩搭背、无话不谈的伙伴。

乡中心小学在我眼前展开了另一个世界：砖瓦结构的整齐校舍，明亮玻璃窗，

平坦开阔的操场，甚至还有一间摆着脚踏风琴的音乐教室。

这里汇聚了全乡各村的“尖子生”，竞争空气虽无声，却如水银般无孔不入。

开学后首次摸底考试，我便感受到了压力——那个一直稳居年级榜首的女同学，

扎着利落马尾，眼神沉静自信。成绩公布那天，阳光格外明亮。

当老师清晰响亮地念出“X正申，总分第一”时，我有一瞬间恍惚，心跳如擂鼓。

我看见站在教室后排的王老师她并非我的任课老师，却特意寻来，

脸上瞬间绽开如释重负又欣慰无比的笑容。而那位一直领先的女同学，

在短暂错愕后转头看向我，目光里有惊讶、探究，也有被挑战者天然的审视与不服。我知道，

我不仅踏入了一个新环境，更在无意中搅动了一池原本平静的湖水。此后的两年，

第一名成了我几乎须臾不敢松动的冠冕。它带来老师青睐、同学瞩目，

也带来更为沉重的、自我施加的压力。我比谁都清楚，

这读书机会多么奢侈——它承载着父母在田垄间永不弯曲的脊背，

凝结着村小易老师殷切目光，更饱含着王老师一家无言的恩情。

在那盏十五瓦灯泡散发的晕黄光线下，我度过了无数个挑灯夜读的深夜。

乡中心小学的课程更深、更广，许多概念都是全新挑战。但我有从苦涩药汁里浸泡出的韧性，

有对“跳出农门”改变命运近乎本能的渴望。遇到不会的题目，

就反复演算直到透彻；碰到记不住的知识，就一遍遍抄写背诵直至烂熟。每个清晨，

我比室友早起半小时，在院子里迎着晨光朗读课文；每个黄昏，

在帮王老师家做完零碎家务后，我便立刻将自己“钉”在书桌前，直至夜深。

整个五、六年级，我像紧紧咬住目标的登山者，不敢有丝毫懈怠。一张张奖状被带回老家，

母亲用最稠的米浆，将它们端端正正贴在土坯墙最醒目的位置。每每有亲戚邻居来访，

母亲总是不经意将话题引向那面逐渐被红色奖状覆盖的墙壁，然后在客人啧啧赞叹声中，

她常年劳作而微驼的腰背似乎也能挺直一分，脸上焕发出难得的光彩。终于，

小学升初中的大考，在蝉鸣最盛、暑气蒸腾的季节来临。那是真正意义上决定命运的隘口。

放榜那天，消息是王老师从乡教委一路小跑着带回来的。她几乎是冲进院子，

手里高高扬着一张纸，脸上是因激动而泛起的红光，声音都变了调：“中了！考中了！

正申考上县九中了！”县第九中学——那是由区中学改设的县重点中学，

是临近四个乡所有读书孩子心目中遥不可及的“罗马”。喜讯像长了翅膀，迅速飞回村里。

母亲连夜赶到王老师家，用那双布满老茧、裂纹纵横的手，

一遍又一遍、小心翼翼地摩挲着那张录取通知书，仿佛要透过纸张，确认每一个字的真实。

她想笑，嘴角翕动着，眼圈却先红了。那天，

父亲杀了那只正在下蛋、全家最舍不得的老母鸡，炖了满满一瓦罐浓汤，

让弟弟小心翼翼地捧着，走了十多里路送到王老师家。那罐汤的鲜美，

那份汤里混杂着的骄傲、辛酸与无限的期望，温暖了我此后无数个在异乡求学的清冷夜晚。

第三章 山野间的淬炼身体虽然孱弱，但我从未把自己当成需要特殊照顾的孩子。相反，

我迫切地想要为这个家分担重量。父亲长年在衡阳的工地做苦力，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

家里所有重担，全压在母亲瘦弱的肩膀上。每天天不亮，母亲就要起床挑水、做饭、喂猪，

然后扛着锄头下地。看着母亲日渐佝偻的背影，我心里像针扎一样疼。放学铃声一响，

我从不贪玩，背起书包就往家跑。放下书包，

我的任务清单早已排满：牵家里那头老黄牛去山坡吃草，挥舞着比我还高的柴刀去后山砍柴，

还要挎着竹篮去田间地头割猪草。夕阳西下，我小小的身影被拉得很长，

肩膀上扛着沉甸甸的柴火，心里却有一种充实的满足感——至少，我让母亲少干了一点活。

然而，生活的艰难远不止于此。因为家里缺少壮劳力，

我们孤儿寡母在村里经常遭受势利眼的白眼和欺侮。有时候，

自家的田埂被人故意挖断；有时候，晾晒的粮食被人偷偷撒上石子。每当这时，

母亲总是默默流泪，却从不与人争吵。她总是对我说：“正申，咱们人穷志不短，好好读书，

将来有出息了，就没人敢欺负咱们了。”父亲远在衡阳的工地，

用肩膀和脊梁扛着一家人的生计。1989年，他咬着牙，拿出积攒多年的血汗钱，

又借了些外债，终于在老屋旁边砌起了一栋红砖房。当最后一车钢筋拉进村时，它像一团火，

灼伤了某些人的眼睛。在那个大多还住着土坯房的年代，这栋不起眼的砖房，

成了我们全家“罪过”的明证。“湘云在外面发了横财吧？”“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娃，

凭什么住红砖房？”族亲的闲言碎语，左邻右舍指指点点的目光，像夏日的蚊蝇，挥之不去。

我们原本就因缺少男丁而受的欺侮，自此变本加厉。那栋承载着父亲全部希望的红砖房，

非但没有带来庇护，反而成了众矢之的，让母亲和我们兄弟俩，暴露在更加赤裸的恶意之下。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那个酷热的夏天。连日干旱，田里的禾苗都耷拉着叶子，

地皮裂开了贪婪的嘴。上游池塘的水位也在急剧下降，那是附近几户人家稻田唯一的指望。

为了抢水，村里弥漫着一股焦躁的火药味。那天凌晨四点，天还漆黑一片，

母亲就叫醒了我和弟弟。“正申、茂宝，快起来，去给咱家田里‘喂’点水，去晚了就没了。

”我和弟弟揉着惺忪睡眼，二话没说，提着小木桶就跟着母亲出了门。池塘边，

已有影影绰绰的人影。我们母子三人，像三个沉默的影子，加入这场无声的战争。

只有我们家那条叫“小黑”的土狗，摇着尾巴，忠诚地跟在脚边。从池塘到我家稻田，

要经过一道长长的斜坡。我和弟弟年幼力弱，每次只能提小半桶水。水很沉，勒得手指生疼。

我们咬着牙，一趟，两趟，三趟……瘦弱的胳膊很快酸麻，汗水浸透了破旧的背心，

和溅起的水混在一起，分不清是汗还是水。小黑安静地趴在田埂上看着我们，

偶尔警惕地竖起耳朵。从繁星满天，到东方泛起鱼肚白，再到日头升起，

我们就这样机械地重复着舀水、提水、浇灌的动作。母亲更是片刻不停，她的桶比我们的大，

脚步却比我们更急。看着清凉的水流进干涸的田里，浸润着禾苗的根，

我们心里有了一丝微弱的希望。早上九点多，当最后一缕清凉注入稻田，

田里总算有了薄薄一层水光。我们累得几乎直不起腰，但看着那些重新挺起些许精神的禾苗，

母子三人相视一笑，以为至少能保住这点收成。小黑绕着我们欢快地跑了两圈。然而，

我们低估了人心的险恶。就在我们回家吃早饭的功夫，田里那层用血汗换来的水，消失了。

田埂被人挖开了一道刺目的口子，水被全部引到了旁边那户“恶邻”的田里。

他家田里波光粼粼，我家田里，只剩下一片被太阳迅速蒸干的泥泞，和几株更加萎靡的禾苗。

更让我们心碎的是，一直安静陪伴我们的小黑，在那个混乱的清晨后，不见了。

我们找遍了池塘边、田埂、村口，呼唤它的名字直到嗓音沙哑，它却再也没有回来。

弟弟抱着小黑平时睡觉的旧草垫，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心里明白，

在那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一条狗的走失，或许并非偶然。

它带走了那个夏天最后一点温情的陪伴。母亲呆立在田埂上，看着那道新挖的缺口，

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禾苗的干渴，水被夺走的愤怒，加上小黑失踪带来的悲伤，

多重打击让弟弟的哭声更加响亮。我只觉得一股热血猛地冲上头顶，拳头攥得嘎吱作响，

指甲深深掐进肉里。我想冲去理论，母亲却死死拉住了我，她的眼泪终于无声地滑落，

滴在干裂的泥土上，瞬间消失不见。“算了……正申，咱们惹不起……”没过多久，

另一场冲突彻底击碎了我对亲情的最后幻想。为了争抢池塘边最后一点蓄水，

母亲与我的亲伯伯发生了争执。那个我应该称之为“伯伯”的男人，

仅仅因为母亲的几句据理力争，竟在众目睽睽之下，粗暴地将瘦弱的母亲推搡进了池塘！

“噗通”一声，水花四溅。母亲在水里挣扎，泥水糊满了她的脸和头发。周围有人冷眼旁观，

有人发出低低的嗤笑。那一刻，我的世界静止了。时间、声音、画面，

全都凝固成冰冷的碎片。我疯了一样跳下池塘，和弟弟一起，哭着把母亲拉上来。

母亲浑身湿透，瑟瑟发抖，不知是冷的，还是气的。她紧紧搂着我们兄弟俩，

低声啜泣：“没事，妈没事……别怕……”弟弟还在为小黑哭泣，此刻又添新的惊吓，

小小的身子抖个不停。那个夏天，池塘水的冰凉，田埂缺口的刺眼，忠诚伙伴的莫名消失，

亲伯伯无情的推搡，围观者冷漠的目光，

还有母亲压抑的哭声和湿透后瑟瑟发抖的背影……这一切的一切，像烧红的烙铁，

带着嗤嗤的声响，狠狠地烫在我十三岁的心上。屈辱、愤怒、无助、失去的悲伤，

还有对母亲深深的心疼，像毒蛇一样啃噬着我。父亲不在身边，我们就是孤儿寡母，

是可以随意欺凌的“软柿子”。连一条狗都无法安然留在我们身边。我无数次在深夜惊醒，

听着母亲压抑的叹息，看着弟弟熟睡中犹带泪痕的脸，内心翻涌着惊涛骇浪。我读过的书里，

朱德元帅在《我的母亲》中写道：“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

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我的母亲，又何尝不是如此？她教给我的，不仅是生产知识，更是如何在苦难中挺直脊梁，

如何在失去中依然怀抱希望。朱德母亲所遭受的“地主欺压”，

与我母亲所遭受的族亲乡邻的冷眼欺侮、乃至连一条狗的安宁都无法保全的境遇，

那份沉重与不甘，跨越时空，在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不同的是，

朱德的母亲支撑他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而我的母亲，用她的泪水和坚韧，

在我心里点燃了一把更为具体和炽烈的火。我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在日记本上用力写下，

每一笔都仿佛刻在骨头上：“我一定要出人头地！”“我要变得非常强大，

强大到足以保护母亲，保护弟弟，保护这个家！保护我们所珍视的一切！

”这不再仅仅是一个孩子朴素的愿望，而是一个少年在屈辱、失去和压迫中立下的血誓。

它比任何老师的教诲、任何书本的道理都来得深刻、来得猛烈。从此，

课堂上每一分钟的学习，油灯下每一次的演算，

都承载了远超知识本身的重量——那是为母亲挣回尊严的武器，是为弟弟撑起未来的支柱，

是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家筑起坚固城墙的砖石，也是为了祭奠那个夏天，

我们失去的、最后的、无声的伙伴。身体的饥饿、物质的清苦，在这样宏大的目标面前，

都变得微不足道了。我知道，我吃的所有苦，都是在为未来的甜铺路；我咽下的所有屈辱，

终将成为我挺立人间的脊梁；而那份失去的痛，会提醒我，

要守护住未来所能拥有的一切温暖。那些屈辱的瞬间，像烧红的烙铁，深深烫在我的心上。

夜深人静时，我躺在冰冷的被窝里，紧握着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

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一定要让那些瞧不起我们的人刮目相看！这种不服输的倔强，

成了支撑我走过漫长黑夜的唯一光源。

第四章 离乡的行李：初中寄宿岁月初中三年的寄宿时光，

是我记忆里最清苦、也最刻骨铭心的一段岁月。它像一幅用粗砺线条与黯淡色块勾勒的画，

底色是饥饿的苍黄与清贫的灰白，却在某些不经意的褶皱里，

闪烁着人性最坚韧、最温暖的光泽。记忆的起点，总是定格在周日下午。

母亲用旧帆布亲手缝制的单肩挎包，静卧在褪色的四方桌上。书包里装的，

是维系我接下来一周生存的全部给养。母亲从周六夜晚就开始忙碌。昏黄灯泡下，

她佝偻着背，仔细挑拣红心地瓜，洗净、蒸熟、去皮，切成厚薄均匀的片，铺在竹篾晒匾上，

晒上两三个好日头，凝成柔韧甘甜的嚼劲。剁辣椒则是另一番景象。

饱满鲜亮的红辣椒被斩成细碎，混入粗盐、蒜瓣，放入祖传的陶制擂钵，母亲握着擂杵，

有节奏地舂捣。“咚、咚、咚……”沉闷声响在堂屋回荡，辛辣气息猛地炸开，

霸道地钻进鼻腔，呛得人流泪，却又带着奇异的醇香。鲜红辣酱在擂钵里渐渐变得黏稠油亮。

豆腐乳是难得的“奢侈品”。年头好时，母亲才会奢侈地做上一小坛。豆腐块自然发酵，

长出细密雪白的绒毛——“福毛”，然后裹上辣椒粉、花椒粉、八角粉和盐，

一层层码进小口陶坛，最后浇上烧热放凉的茶籽油封坛。每次开坛，

那混合着发酵气息与香料味的咸香，都让我忍不住深深吸气。

母亲总是用那双粗糙却稳定的手，夹出最小的一块，放进我的玻璃瓶，

轻声叮嘱：“这个下饭，省着点吃，咸得很，一次筷子尖蘸一点就够了。”还有那瓶炒菜。

这是每周的变量，也是母亲智慧的体现。多半是些时令蔬菜，油放得极少，菜在锅里干煸，

靠的是火候和食材本身的香气。装进用过的水果罐头玻璃瓶里，油星子浮在表面，薄薄一层，

在灯光下闪着诱人的光。这是我整个伙食里唯一的“荤腥”与“油水”来源。母亲封好瓶盖，

会用一块洗得发白的旧棉布再仔细裹上几层，用麻绳扎紧，防止路上颠簸破裂。

她将瓶子、罐子、布袋一样样放进书包，用手掂量着，调整位置，让重量分布均匀。

所有东西装好后，她会拉上那个不太灵光的铁质拉链，反复拉几次，确保不会在半路崩开。

然后抬起头，目光落在我脸上，伸手整理我歪掉的衣领，拍掉我肩膀上不存在的灰尘。

“去吧，路上小心。”她的声音总是轻轻的，“好好读书。”没有更多的话。

山里的母亲不擅长表达缠绵情感，这四字——好好读书，就是她全部的希望与嘱托。

它重如千钧，压在我的心上，也背在我的肩上。于是，我踏上那条通往山后县中学的黄土路。

书包压在肩上，里面有地瓜的甜韧，辣椒的炽烈，腐乳的咸香，

还有炒菜那若有若无的油润气息。这些味道透过粗砺的帆布，混合成一种复杂而温暖的气息，

萦绕在鼻尖。它们不仅是食物，更像是一种护身符，

一种来自土地与母亲的、朴素而强大的能量，支撑着我独自面对前路的未知与清冷。那条路，

要翻过一座在我们孩子眼中堪称巍峨的高山——鹤岭。山路陡峭崎岖，

像野鸡胡乱踩出的痕迹。沉重的书包像一块顽石，随着步伐一下下撞击着我的脊背。

帆布带子深深勒进单薄的肩膀，很快在皮肤上留下两道红痕，火辣辣地疼。汗水从额头渗出，

滑过眉毛，流进眼睛，刺得生疼；背上的汗把衣衫浸湿，黏腻地贴在皮肤上，风一吹，

又带来一阵寒颤。但所有的付出，都会在山顶得到补偿。每当终于登上最后一个陡坡，

把书包往地上一扔，整个人仰面倒在厚厚的、带着阳光余温与青草清香的茅草上时，

所有的疲累仿佛瞬间被山风带走。世界在眼前豁然开朗。天空辽阔高远，蓝得令人心碎。

尤其是在傍晚时分。夕阳西下，晚霞如火，

云彩被染成金红、绛紫、橙黄、玫粉……瑰丽得不像人间。光与影在山峦间追逐嬉戏。

风从山谷里吹上来，带着草木的清气、泥土的芬芳，

也带着远方城镇隐隐约约的、陌生的气息。我就那样躺着，四肢摊开，

仿佛要与大地融为一体。看流云变幻，看暮色四合，

看远处连绵的、青灰色的群山像巨兽的脊背，沉默地伏在大地上，一座连着一座，

延伸到目力所及的尽头，与天际线融为一体。山的那边是什么？少年的心，

被这个问题紧紧攫住。地理课本上说有大海，无边无际的蓝；有平原，

一望无垠的平坦；有大城市，高楼林立如水泥森林。那些景象，贫乏的想象力无法真切描摹，

却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晚霞的绚烂，仿佛是那个广大世界投来的一瞥惊鸿，

是命运在云端写下的邀请函。它用最辉煌的色彩告诉我：你看，眼前的重峦叠嶂并非永恒，

山外真的有天，天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一种混合着卑微与豪情的冲动，像地底的岩浆，

在心中翻腾奔涌。我握紧拳头，指甲陷进掌心，对着漫天霞光无声地呐喊：我一定要走出去！

走到那霞光指引的、更广阔的地方去！那一刻，身体的饥饿与疲惫暂时退却，

精神被一种朦胧却无比炽热的渴望充满。那渴望如此强烈，几乎有了温度，烧得我脸颊发烫。

山顶的眺望，成了我每周一次的精神仪式，一次对命运沉默而倔强的宣誓，

一次对自我生命的庄严确认。我从这里汲取力量，然后背起行囊，

继续走向山那边的县城、市里，走向那个既让我向往又让我惶恐的“外面的世界”。然而，

精神的翱翔终要落回物质的地面。初中校园，对我而言，

是另一个更为具体也更为严酷的世界。这里，清贫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它以无数细微而尖锐的方式，刺入我生活的每一个毛孔。我生性要强。瘦弱的身体里，

却撞着一颗异常敏感、自尊而倔强的心。于是，我几乎是本能地，将全部的精力和野心，

都投注到了唯一公平的领域——学习上。那是我能完全掌控、能辛勤耕耘，

并确信只要付出就必有回报的战场。我要用成绩单上鲜红的数字，用排名榜上最顶端的位置，

来证明我的存在，来赢得尊重，来对抗那如影随形的自卑。课堂成了我的避难所，

也是我的演武场。我抓住每一分钟，像久旱的禾苗贪婪地汲取水分。深夜，

当室友们在木板床上辗转反侧时，我悄悄起身，披上冰冷的衣服，溜出寝室。

走廊里有一盏终夜不熄的长明灯，光线昏暗，但对于我来说，已是奢侈。我倚着冰凉的墙壁，

借着那点微光，默背文言文，背诵英语单词，演算数学公式。

冬夜的寒风从走廊尽头破旧的窗户灌进来，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手上。

长冻疮的地方又痒又痛，但我咬着牙，用意志力对抗着生理的不适。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多记一个知识点，下次考试就能多一分把握。清晨，天还蒙蒙亮，

冻疮在相对温暖的被窝里开始“发威”，奇痒难耐。我便干脆起床，

成为第一个冲进教室的人。空旷的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的呼吸声和念念有词的背诵声。

冰冷的空气让我头脑异常清醒。我珍惜这段无人打扰的时光，仿佛偷来了比别人更多的人生。

我的努力，很快得到了回响。第一次期中考试，我的名字出现在了年级前十的红榜上。

那一刻，站在公告栏前，看着自己的名字被用毛笔端正地写在红纸上，我的心跳得厉害。

那不仅是一个名次，那是一道光，一道穿透清贫阴霾的光。初一那年，

我成为年级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学生。宣誓那天，我戴着崭新的团徽，

站在鲜红的团旗下，拳头攥得紧紧的。那枚小小的、金色的团徽，别在我洗得发白的衬衫上，

像一枚勋章。紧接着，我被推选为班级团支部书记。这个职务，我一直担任到初中毕业，

它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也让我学会了在集体中如何自处与担当。奖状开始一张张飞回来。

从“三好学生”、“学习标兵”到各种学科竞赛的优胜。起初，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卷好，

塞在书包夹层里。后来多了，就带回家。母亲不识字，但她认得奖状上鲜红的印章。

她会用米饭熬成的浆糊，仔仔细细地把奖状贴在家中最显眼的土墙上。一面墙贴满了，

就贴另一面。过年时，有亲戚来拜年，看着满墙的奖状啧啧称赞，母亲总是温柔地笑着，

眼里闪着光。她说：“贴不下了，这墙快没地方贴了。”语气里是藏不住的自豪。那些奖状，

是我给这个清贫家庭带来的最体面、最光彩的装饰。最巅峰的一次，

是在初三上学期的全县统考中，我考取了全校年级第一。

名字被用最大的字号写在红榜最顶端。那一刻，我走在校园里，能感觉到一些目光的追随。

那些薄薄的奖状和漂亮的分数，是我在清贫岁月里为自己亲手打造的铠甲。

我近乎偏执地相信，只有脑力上的绝对优秀，才能弥补体力与物质上的孱弱，

才能让我这个“靠着咸菜下饭的瘦小子”，在别人的目光中显得“强大”。长期的营养匮乏，

在我身上留下了最直观的烙印。初中毕业体检时，我站上磅秤，

指针颤巍巍地指向一个轻飘飘的数字；测量尺停在156厘米的刻度上。

我排在男生队伍的末尾，看着前面那些已经蹿到一米七、甚至一米七五的同学，

低头看看自己细如麻秆的胳膊和空荡荡的裤管，一种难以言喻的羞耻和焦急涌上心头。

体重更是轻得可怜，旧衣服穿在身上晃晃荡荡。肠胃也因为长期的粗砺饮食而变得脆弱。

但所有这些身体上的信号，似乎都反过来浇灌了我心头那棵名为“好胜”的植物，

让它更加疯长。仿佛我的身体越是瘦小，

我想要在精神与智力上超越他人的火焰就燃烧得越是猛烈。味觉记忆里最高光的时刻，

莫过于家里母亲偶尔托人捎来的一点“猪油炒面粉”。猪油是自家养的猪熬的，雪白细腻。

面粉用小火在铁锅里慢慢炒，直到颜色变成浅浅的焦黄，散发出浓郁的麦香。然后，

趁热拌入切成小块的、凝脂般的猪油，撒上一点点白糖。猪油遇到热面粉，迅速融化，

渗透进每一粒面粉的细小孔隙。冷却后，它们被装在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玻璃瓶里，

金贵得如同沙里的金子。得到它，我简直像过节一样。晚自习后，是享用它的最佳时刻。

小心翼翼地捻出两三勺炒面放在掉了不少瓷的旧搪瓷碗里，金黄色的粉末堆成一座小山。

然后，面临最大的难题——热水。学校锅炉房只在固定时间供应有限的开水。

而想冲泡这碗珍贵的炒面，热水是唯一的钥匙。这时，

就需要动用平日里小心翼翼积累的“人情”。

目标通常是那些较为和善、住在学校教师宿舍的单身年轻老师。揣着碗，

像做贼一样溜到老师宿舍门口，心跳如鼓。轻轻敲门，声音小得自己都快听不见。

门开一条缝，露出老师略带诧异的脸。我垂下眼睛，

嗫嚅着：“老师……能不能……给一点开水？泡点面……”大多数时候，

好心的老师会点点头，侧身让我进去。教师宿舍很小，但收拾得整洁。暖水瓶站在墙角。

老师拿起水瓶，拔开软木塞，一股白色的水汽袅袅升起。滚烫的开水注入碗中，

与金黄的炒面相遇的瞬间，“刺啦”一声轻响，

一股混合着麦香与动物油脂醇厚的、无与伦比的香气猛地升腾起来，

瞬间充盈了整个狭小的房间。那香气如此具象，如此丰沛，仿佛有了形状和颜色，

暖洋洋地包裹着我。我连声道谢，端着这碗至宝，几乎是跑回宿舍的。脚步轻快，

像捧着整个世界的温暖与富足。在室友们艳羡的目光中，我用筷子慢慢搅拌。

炒面在热水中化开，变成一碗稠厚、油润、焦香的糊糊。每一口都舍不得立刻咽下，

要在嘴里反复回味。麦粉被猪油浸润后的滑糯焦香，猪油特有的厚重踏实的润泽感，

那种丰腴的、暖透五脏六腑的满足感，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比拟的。最后，

必定要把碗沿舔得光亮如新。那一碗炒面提供的热量与幸福感，

足以支撑好几个夜晚对抗饥饿和寒冷的勇气。而那份来自老师的、不动声色的善意，

那半碗热水的温暖，也如同炒面的香气一样，久久萦绕在心间。寒冷，

是饥饿之外的另一个劲敌。湘中的冬天，是一种湿冷的魔法攻击。寒气无孔不入，

仿佛能穿透棉衣，直接钻进骨头缝里。没有热水，

意味着早晚的洗漱都是一场需要勇气的战斗。清晨，天还没亮，

挣扎着从并不暖和的被窝里爬出来，端着搪瓷脸盆走到宿舍外的水池边。水管里流出的水，

是直接从地下抽上来的井水，冬天里更是寒彻骨髓。咬咬牙，双手捧起冷水泼在脸上，

那一瞬间的刺激，像无数根冰针扎在脸上。晚上睡前洗脚，

把冻得通红的双脚伸进盛满冷水的盆里，寒意顺着脚心直冲头顶，牙齿都会忍不住打颤。

手脚很快生出冻疮。先是手指脚趾红肿起来，像一根根小小的胡萝卜，

又痒又胀；接着颜色变深，呈紫红色，皮肤发亮，紧绷得难受；严重时，皮肤溃烂流脓，

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晚上睡觉时，冻疮在相对温暖的被窝里开始“发威”，奇痒难耐，

常常在睡梦中无意识地挠破。没有像样的冬衣。一件棉袄穿了整个冬天，

还是母亲用旧棉花翻新的，袖口、肘部早就磨得发亮、变薄，棉花板结，

失去了蓬松保暖的效果。教室和宿舍都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窗户玻璃残缺不全，

用旧报纸糊着，风一吹就“哗哗”响。我们一边呵着白气，一边不停地跺脚取暖，

手上、耳朵上长满紫红色的冻疮，握笔都困难。晚上睡觉，被子又薄又硬，常常半夜被冻醒。

物质的匮乏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里。我没有运动鞋，一年四季都是洗得发白的旧解放鞋。

鞋底很薄，走路轻便，但不防水，也不耐磨。晴天尚可，雨天就成了灾难。

学校的运动场是一片夯实的黄泥地，晴天尘土飞扬；雨天则泥泞不堪。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初二那年冬天的校运会。班上没有人报名3000米长跑，

因为我是班干部，被体育老师强制报了三千米长跑项目。比赛那天，

初冬的寒风已经有了锋利的刀刃。我脱掉外衣——那件唯一的、破旧的绒衣，

里面是更单薄的线衣。站在起跑线上，看着其他同学，再看看瘦小的自己。

心里不是没有怯意和难堪。但我没有退缩。发令枪响，我冲了出去。

黄泥地被无数双脚踩踏过，坚硬而凹凸不平。冷风像冰水一样灌进喉咙，灌进肺里，

呼吸很快变得困难，喉咙里泛起腥甜的味道。肺部火辣辣地疼，腿像灌了铅。视线开始模糊。

但我没有停。我不能停。一种近乎执拗的念头支撑着我：就算输，也要跑到终点。

这不仅仅是一次跑步，这成了我与自身处境的一次象征性对抗。我用最原始的装备，

在最粗糙的场地上，奔跑。不知道第几圈，意识已经有些模糊，只是机械地迈腿、摆臂。

终于，看到了终点那条拉起的红线。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冲了过去。跨过终点线的那一刻，

眼前一黑，天旋地转，直接瘫软在冰冷的土地上。同学和老师七手八脚把我扶起来。

我的脚底，早已被沙石硌得麻木，脚板磨破了皮，渗着血。但奇怪的是，那一刻，

除了生理上的极度不适，心里却涌起一股近乎悲壮的平静。我跑完了。我做到了。

这些切肤的体验——对食物的极度渴望，对温暖的卑微祈求，对一双合脚鞋子的羡慕，

在运动场上因装备差异而生的难堪，

以及那份在清贫中滋长、用拼命学习来换取尊严与出路的执着——像一把把粗糙的锉刀，

反复打磨着我的心性。它们让我对“物质”产生了近乎宗教般的虔诚敬畏，

也让我过早地体悟到，命运给予的起点或许无法选择，但回应的姿态、奋斗的轨迹，

却可以由自己一笔一划去书写。我珍惜每一粒米饭，吃饭时绝不会掉一颗米粒在桌上。

我会把地瓜干一点点掰碎，小口小口地咀嚼。豆腐乳的瓶子，吃完后一定会倒入一点开水，

涮了又涮，那涮瓶子的水，就是一顿饭的“汤”。

我也珍惜每一个可以安静学习、通过努力证明自己的机会。我深深懂得，这一粥一饭，

一丝一缕，以及我能安心坐在教室里的每一个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