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七旬回首我每次推开老家那扇大铁门,最先映入眼帘的,
永远是母亲坐在窗前电子琴的身影。今年她已经七十岁,头发大部分还是黑色的,
定期剪短的头发,偏分露出光洁的额头。脸上的皱纹集中在眼周和嘴角,是岁月刻下的痕迹,
那双眼睛,依旧明亮,带着一股不服老的劲儿,腰杆坐得笔直,哪怕只是敲着不连贯的琴谱,
也透着旁人学不来的随意与傲气。院子里的阳光很暖,洒在她身上,
也洒在琴凳上摊开的一本旧相册上。相册封面是早年间的红色绒布,边角早已磨得发白,
里面夹着的,是她这一生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扛过的风雨。我放轻脚步走到窗前,
生怕惊扰了她的回忆。“回来了?” 母亲头也没抬,声音温和,
却依旧带着多年来独有的笃定。“嗯,刚下车。” 我走进房里,在她身边的小凳子上坐下,
顺势翻开那本相册。我的指尖轻轻拂过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个二十岁上下的姑娘,
剪着齐耳短发,穿着一身洗得干净的的确良衬衫,站在乡镇单位的大门口,眉眼清秀,
神情庄重,眼神里带着一股蓬勃的朝气,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倔强。那是母亲最年轻的时候,
也是她一生荣光的起点。“妈,这是你刚入党那年拍的吧?” 我轻声问。母亲点点头,
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笑意,像是想起了什么遥远又珍贵的事。“是啊,一九七四年,
整整五十二年了。”五十二年,半个世纪。足够一个懵懂少女,
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足够一段动荡岁月,变成后人嘴里的旧事;也足够一个女人,
用一生的坚韧,撑起两个家,活成一段旁人难以企及的传奇。在旁人嘴里,我的母亲林慧兰,
是个不折不扣的 “奇女子”。她们说,她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女高中生,
在满是文盲的乡村里,是鹤立鸡群的存在。她们说,她十八岁就入了党,
是当时乡里最年轻的女党员之一,写得一手好字,无论是下地赚工分,还是记工算账,
样样都拿得出手,在整个村庄备受敬重。她们说,她母亲走得早,
小小年纪就扛起了家里的重担,上有一个兄长,下有一个妹妹和四个弟弟,一大家子人,
全靠她撑着,真正是 “长姐如母”。她们还说,她三十二岁就离了婚,
一个人带着我和弟弟,没再改嫁,没靠过旁人,硬生生把一双儿女拉扯大,供我们读书,
教我们做人,一辈子刚强,一辈子不肯低头。人人都夸她伟大,夸她坚韧,夸她无私,
说她是天底下最好的母亲,最称职的长姐。可只有我知道,母亲的这一生,
从来不是一句 “伟大” 就能概括的。她不是生来就强大,不是生来就愿意扛下所有,
她只是没得选,又偏偏生了一身不肯服输的骨头。不得不强,又选择要强。这十个字,
是我活到中年,才真正读懂的母亲。母亲出生在五十年代,
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生活艰难的年代。外公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话不多,一辈子勤勤恳恳,
还有点大男子主义。外婆是个温柔善良的女人,可惜一辈子生了七个子女,生育多了,
身体也垮了,在母亲十六岁那年,就匆匆离开了人世。那时候,家里的情况,
用 “塌天” 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母亲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兄长,也就是我的大舅。
大舅年长母亲两岁,高中一毕业就去当兵了。外婆走的时候,下面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妹妹,
四个尚且年幼的弟弟,最小的弟弟,走路还不稳当。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弱的弱,
没了主心骨,就像散了架的房子,风一吹,就要倒。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家要完了。
可谁也没想到,站出来撑起这个家的,不是身为长子的大舅,
而是当时还未成年、排行老二的母亲。那一年,她不过十六岁,还有一年才高中毕业。
还是个半大的孩子,自己都还需要人照顾,却硬生生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肩上。
白天,要上学,农忙时下地干活,挣工分,换口粮;晚上回到家,
要给一大家子人做饭、洗衣、缝补衣服,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几个弟弟妹妹调皮捣蛋,
她要管教;家里缺吃少穿,她要想办法;邻里之间有了矛盾,她要出面周旋。明明是老二,
却活成了整个家里真正的 “家长”。在那个不重视女性读书的年代,很多女孩早早辍学,
在家干活、嫁人,可母亲不一样。她足够勤奋,哪怕白天累得直不起腰,
晚上也要就着昏暗的油灯读书写字。她知道,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只有有了文化,
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硬是靠着自己的坚持,读完了高中,成了乡里为数不多的女高中生。
第二章:长姐如母高中毕业那年,她不过十七岁,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
也是在工作的第二年,刚满十八岁的母亲,因为思想进步、表现突出,被组织批准入党。
入党宣誓那天,母亲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粗布衬衫,站在鲜红的党旗下,举起拳头,
眼神坚定,声音洪亮。那一天,是她人生中最荣光的时刻,也是她作为独立女性,
真正站稳脚跟的开始。十八岁的女党员,在整个乡里,都是独一份。可这份外人眼里的风光,
背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辛劳。母亲的清高,不是后天养成的,是从骨子里带出来的底色。
她的爷爷,我的外曾祖父,曾是一个老革命,解放后在乡镇做基层干部,一生清正廉洁,
做人做事最讲骨气、讲体面、讲规矩。从小,外曾祖父就教她,人可以穷,
但志不能短;可以没权没势,但不能没有尊严。母亲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
再加上她是那个年代稀有的女高中生,有文化、有眼界、有能力,工作体面,政治身份光荣,
这一切,都让她拥有了旁人无法比拟的底气。她不屑于跟人家长里短、搬弄是非,
不屑于为了一点小恩小惠低头弯腰,更不屑于靠别人的怜悯过日子。她的清高,是干净,
是端正,是不卑不亢。也正是这份清高,让她在最难的时候,也从未想过去依附谁、求助谁。
凭借着高中学历和党员身份,她顺利进入乡镇单位工作,成了一名吃 “公家饭” 的干部。
写材料、算账目、跑基层,她样样都做得比别人认真,比别人出色。那时候的母亲,
穿着干净的衬衫,梳着两根大辫子,走在乡里的小路上,回头率极高。她有文化,有工作,
有身份,有追求,本该拥有一段光明灿烂的人生,本该像所有同龄姑娘一样,谈恋爱,
嫁良人,过安稳轻松的日子。可她的人生,从外婆离世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了与 “轻松” 二字无关。那时候,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母亲模样周正,
气质出众,又有工作有文化,是很多小伙子心仪的对象。可她一心扑在家庭上,
对男女之情极为迟钝,也根本没有心思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在她心里,
弟弟妹妹们还没长大,这个家还离不开她,她不能先顾着自己。这一拖,就拖到了二十七岁。
在那个年代,二十七岁的姑娘还未出嫁,是要被人说闲话的。家里的亲戚、邻里乡亲,
无孔不入地催婚,父亲也整日唉声叹气,觉得女儿再不嫁人,就要耽误一辈子。
母亲不是不想嫁,只是她不知道什么是心动,也从未把婚姻当成人生的必需品。在她眼里,
婚姻不是避风港,更不是依靠,只是一件需要完成的 “任务”。也正是这份敷衍与无奈,
让她后来踏入了一段错误的婚姻,吃尽了苦头。我常常看着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心里忍不住发酸。院子里的阳光渐渐西斜,洒下一片温柔的余晖。母亲停下按琴键的手,
抬眼看向我,眼神里带着一丝释然,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
你们的孩子也长大了,我也老了。”“妈,您不老。” 我握住她的手,那双手,
曾经纤细白皙,如今却布满皱纹,虽然有薄茧,那是她一生操劳的印记,
但是这双手还是那样的温暖。这双手,带大了六个弟弟妹妹,撑起了一个破碎的家;这双手,
养育了我和弟弟,撑起了我们的一片天;这双手,写过无数工整的材料,
算过无数精准的账目,也搓过无数粒玉米,缝过无数件衣服。旁人都说,母亲这一生,
最成功的是把我和弟弟培养成人,教得我们三观端正,踏实肯干。母亲自己也常说,
她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最骄傲的,就是把两个孩子养大成人,没走歪路,没坏心眼,
堂堂正正做人。可我知道,她这一生,最了不起的,从来不是养育了谁,撑起了哪个家。
而是她在历经半生风雨,尝尽人间疾苦之后,依旧保持着那份刚强与清高,
那份对生活的热爱,那份不低头、不妥协的骨气。她不是天生伟大,
她只是在每一次命运的考验面前,选择了坚强,选择了担当,选择了挺直腰杆,
干干净净、堂堂正正地活一生。“妈,以后别总想那么多了,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活的自在才最重要。” 我轻声说。母亲笑了笑,目光望向远方,眼神平静而温和。
阳光落在她的头上,落在她挺直的背上,落在她一生坚韧不屈的灵魂里。
大舅在母亲25岁这一年退伍转业到县城的物资局,此时已经是八一年了,
经人介绍认识舅妈,没多久就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心自然偏向了自己的妻儿。
舅妈是个精明算计的女人,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眼里只有自家的柴米油盐,
对于婆家这一摊子烂事,只想着避之不及。大舅典型的耙耳朵,架不住妻子的念叨,
更担不起抚养六个弟弟妹妹的重任,只能偶尔趁着没人,偷偷塞给母亲两块钱,
说上几句无力的安慰话。大舅和舅妈双职工,家境早早步入了小康,
住单位分的独家小院子、吃细粮,日子过得安稳舒坦。可母亲,哪怕家里过的再困难,
也从来没有主动登过大舅的家门,没有开口要过一粒粮、一分钱。她跟我说:“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我可以苦,可以累,但不能让亲戚看不起,
不能让别人说我们林家靠施舍过日子。”那份骄傲,像一根硬骨,
撑着她走过了最黑暗的岁月。生活的重担,把母亲的青春填得满满当当,密不透风。
从十六岁到二十七岁,整整十一年。十一年里,她从一个半大的少女,
熬成了旁人眼里的 “老姑娘”;直到无孔不入的催婚,像一张大网,朝她缓缓罩了下来。
她还不知道,命运在她熬过了丧母之痛、扛起了家庭重担、熬过了最苦的青春之后,
并没有给她准备甜美的奖赏,而是把另一段更为坎坷、更为煎熬的岁月,摆在了她的面前。
只是那时候的母亲,依旧挺直着腰杆,眼神清亮,风骨不改。她以为,
结婚不过是完成一件人生任务,却不知道,这场为了应付世俗而开始的婚姻,
会成为她一生里,最错的一次选择。第三章:为婚而婚二十七岁,在上世纪八十代初的农村,
是个足以让邻里嚼舌根、全家抬不起头的年纪。同龄的女人,孩子早已满街跑,而母亲,
依旧孤身一人。一开始,只是远房亲戚旁敲侧击。后来,是同村妇女当面打趣,
话里话外都带着异样:“慧兰啊,你条件这么好,怎么还不嫁人?是不是眼光太高了?
”再到最后,催婚成了无孔不入的网。村里不管大事小事,
聚在一起总要说到她的婚事;父亲整日唉声叹气,见了她就愁眉苦脸;就连已经成家的兄嫂,
也一次次上门劝说,话里话外都在逼她点头。“女人家,终究是要嫁人的。”“年纪再大,
就不好嫁了。”“你不结婚,别人还以为我们家有什么问题。”没有人问她想不想嫁,
没有人问她喜欢什么样的人,更没有人问她,这十几年累不累、苦不苦。在所有人眼里,
结婚是女人的归宿,是任务,是必须完成的程序。她再能干、再优秀、再刚强,不结婚,
就是错。母亲本就对男女之事迟钝,甚至有些麻木。她不懂什么是心动,什么是喜欢,
什么是两情相悦,她只知道,自己是长姐,是家长,是这个家的支柱。在她眼里,
婚姻不是依靠,不是爱情,不过是一件必须完成、能堵住所有人嘴的任务。
就在她被催得无处可逃时,王建国出现了。村里人都叫他 “四二子”。他在家排行第四,
兄弟之间排第二,上面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夹在中间,不上不下,
从小就不被父母重视。嘴不甜,不会讨好,性子散漫,没什么大本事,却爱面子,
出手看似大方,实则一身空,不过也是高中毕业,在乡镇里是管计划生育的干事。
他看上母亲,没有半分深情,纯粹是见色起意。他见过母亲在村里走路的模样,
端庄、挺拔、有文化、有工作,和村里那些粗布衣裳、整日家长里短的女人完全不同。
他心里盘算,娶了林慧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人好看、工作稳、还能持家。于是,
他开始一趟趟往林家跑。提着一点不值钱的点心,往门口一站,也不多说话,就赖着不走。
今天帮着挑担水,明天帮着扫个地,看似殷勤,实则目的性极强。一次不成两次,
两次不成三次,反反复复,死缠烂打。父亲本就懦弱,被他磨得没了脾气。
兄嫂也劝:“人家好歹诚心,你年纪不小了,别再挑了。
”邻里更是议论:“四二子虽然普通,但也是本分人家,还是国家干部,再不出嫁,
就真的没人要了。”母亲累了。不是干活累,是被这无孔不入的议论、逼迫、催促,
弄得身心俱疲。她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谈不上喜欢,更谈不上爱,连一点心动都没有。
可她抬眼,是父亲愁白的头发,是旁人异样的目光,是压了好几年的 “未出嫁” 三个字。
她心想:嫁吧,嫁了,就清净了。嫁了,就完成任务了。嫁了,所有人都满意了。没有期待,
没有憧憬,没有对未来的幻想,只有认命。一场仓促到近乎简陋的婚礼,草草收场。
没有彩礼,没有像样的嫁妆,没有热闹的仪式,母亲就这样,走进了王家的门。她以为,
不过是换个地方过日子。可一脚踏进婆家,她才明白,这不是归宿,而是一个火坑。
公婆本就不喜欢她。在婆家眼里,她性子太硬,不懂得低头示弱,
不会说甜言蜜语哄老人开心。再加上她娘家负担重,下面一串弟弟妹妹,
公婆从一开始就带着轻视。连带着,整个林家,都被婆家看不起。丈夫王建国,更是靠不住。
婚前那点殷勤,婚后瞬间消失无踪。他懒散、随性、得过且过,家里大事小事一概不管,
农活不愿干,家务不伸手,挣的钱自己花,没有一点的家庭责任感。重男轻女的风气,
在这个家里尤为严重。母亲嫁过去,里外都是她的活。伺候公婆,打理家务,
忙完单位忙家里,一刻不得闲。可做得再多,也落不下一句好。妯娌嘴甜,会讨好,
即便不干活,也能被公婆疼进骨子里;而母亲,只会埋头做事,不谄媚,
便成了 “不懂事、孤傲、不合群”。她里外受气。在婆家,是外人;回娘家,
是嫁出去的女儿。那段日子,她沉默、隐忍,从不抱怨,也不诉苦。骨子里的清高,
让她不屑于与人争执,更不屑于争宠讨好。婚后一年,我降生了。是个女儿。公婆的脸色,
瞬间沉了下来。丈夫也没什么喜色。在他们眼里,女儿终究是外人,只有儿子,
才是传宗接代的根。月子里,没人细心照料,她自己烧水、洗衣、照顾我,落下一身病根。
丈夫依旧在外游荡,从不往家里拿一分钱。我成了她黑暗日子里,唯一一点微光。
她把所有的温柔,都藏在了对我的照顾里。白天上班,夜里抱着我,哄我睡,给我缝衣服,
把最好吃的、最暖和的,全都留给我。在我一岁那年,父亲作为分管计划生育的干事,
因为违规抓超生的妇女去引产,被别人报复把工作丢掉了,此父亲回家务农,
只是他依然是每日到处乱串,地里的活一点都丢给了母亲。三十岁那年,弟弟出生。
儿女双全,按说该圆满了。可丈夫依旧没有长进,依旧不负责任。
公婆虽然因为孙子对她态度稍缓,却依旧不贴心、不真心。那段婚姻,没有温度,没有依靠,
没有理解,只有无尽的疲惫和失望。母亲本可以忍。为了孩子,为了所谓的 “完整家庭”,
她本可以像很多女人一样,将就一辈子。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父亲的离世。
父亲走了。那个沉默、严厉,却始终是她名义上依靠的父亲,也因食道癌离开了。那一刻,
母亲突然清醒了。从前,她嫁人,有一部分是为了父亲,为了不让他担心、被人议论。如今,
父亲不在了,她再也没有勉强自己的理由。她看着身边不上进、不负责、靠不住的丈夫,
看着冰冷刻薄、从不真心待她的婆家,看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离婚。
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婆家震怒,公婆辱骂,亲戚劝说,丈夫撒泼耍赖,
所有人都在拦她。“离婚丢人。”“孩子还小,你一个女人怎么过。”“忍一忍,
一辈子就过去了。”母亲谁的话都不听。这一辈子,她为弟妹活,为家庭活,
为别人的眼光活,这一次,她想为自己活一次,
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这个除了母爱其他什么都没有的家。她态度坚决,谁劝都没用,
铁了心要离开这个家。闹到最后,只能离婚。儿子还小,尚不认字,跟着母亲。
我是稍大一点,是女儿,判给了父亲。拿离婚证的那天,母亲抱着我,死死不肯松手。
她看着丈夫,眼神冰冷,一字一句,说得坚定而清醒:“我信不过你。”她太了解王建国了。
没有担当、存不住钱、只顾自己快活,把我交给他,她这辈子都不会安心。
她宁可自己苦、自己累、自己难,也绝不让自己的女儿,受半点委屈,
过半点没有着落的日子。不顾旁人阻拦,母亲毅然把我留在了身边。
她搬去了自己这两年好不容易盖起来的一间平房,在平房的一侧搭了一间厨房,
没要王家的一针一线,只带着我和年幼的弟弟,走出了那个她再也不想踏进去的门。那一年,
她三十一岁。没有丈夫,没有依靠,没有退路。一双手,两个娃,一肩风雨,一生要强。
她不知道未来有多难,不知道日子会苦到什么地步。但她知道,从今往后,
她不再是谁的妻子,不再是谁的儿媳。她只是我和弟弟的天,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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