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后，我在老屋发现了他的秘密日记。扉页上写着：“吾儿若见此书，
须知你非我亲生，乃当年我从火车上窃来。”我正震惊时，
警察破门而入：“我们是当年被拐儿童的家长，跟了你父亲二十年。
”他们翻开日记最后一页：“我已报警，并告知儿子真相。二十年来，养育之恩与拐骗之罪，
今日一并了结。”---父亲下葬后的第三天，我才终于有勇气踏进那间屋子。
老屋在县城北边的巷子里，巷口那棵泡桐树歪着脖子长了三十年，树皮皴裂，
枝丫伸到电线杆上头。我小时候爬上去掏过鸟窝，被父亲用竹条抽了一顿。那时候他抽完我，
自己坐在门槛上抽了半宿的烟，第二天给我煮了两个鸡蛋。我站在巷口看了那棵树很久，
久到隔壁的陈婶拎着菜篮子出来，看见我愣了一愣。“小军回来啦？”“陈婶。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只叹了口气：“你爸这人，一辈子要强。
走的时候瘦成那样，还不让我们告诉你。”我知道。他胃癌查出来是去年冬天的事，
县医院转市医院，市医院让他去省城，他不去。他给我打电话说肠胃炎犯了，打几天针就好，
让我别往回跑，工作要紧。我信了。农历二月十四那天，邻居发现他两天没出门，
撬了锁进去，人已经硬了。陈婶说：“你爸枕头底下压着你的照片，还有一张存折，
上面有四万三，说是给你攒的。”我点点头。“屋里我们没敢动，就等你回来收拾。
”我谢过她，往巷子里走。青砖路面上长了薄薄的青苔，前两天下过雨，踩上去有点滑。
父亲在这条巷子里住了五十年，从结婚住到死。我妈走的时候我才八岁，脑溢血，
从发作到咽气就半天工夫，父亲没让我见最后一面。后来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见都不见，
就一个人拉扯我长大。老屋的门虚掩着，锁被撬坏了，挂在门鼻儿上晃荡。我推开门，
一股霉味混着中药味扑出来，呛得我咳了两声。堂屋的摆设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八仙桌靠墙，条案上摆着一台十七寸的老电视，电视上搭着块绣花的白布。
条案正中是我妈的遗像，黑白的，抿着嘴笑，旁边是我小时候的照片，穿着开裆裤，
站在那棵泡桐树下。再旁边是一个相框，里面夹着我大学毕业穿学士服的照片。
那时候父亲专门去省城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
站在学校门口让我给他照相。他腰杆挺得笔直，眼睛眯成一条缝，笑得比我还开心。
我站在堂屋中央，觉得屋里空得厉害。父亲的卧室在东边，门虚掩着。我站了一会儿，
推开门进去。屋子里收拾得很整齐。床单铺得平平整整，被子叠成豆腐块，
枕头旁边放着一摞书。床头柜上摆着几个药瓶，还有一个搪瓷缸子，缸子底有褐色的茶渍。
窗户开着一条缝，风从缝里挤进来，吹得窗帘微微晃动。我坐到床边，拿起那摞书。
最上面是一本《水浒传》，竖排繁体，书页发黄，扉页上用钢笔写着名字：李建国。
这是我父亲的名字。下面压着一本《三国演义》，一本《红楼梦》，都是旧书，都是他的。
我翻了翻，从《水浒传》里掉出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字：“酱油、醋、盐、火柴。”是他的字迹。他写字不好看，
横不平竖不直，像小学生写的。小时候他让我练字，我说你字那么丑还让我练，
他抬手要打我，手举到半空又放下，说：“你好好念书，以后别跟我似的，一辈子没出息。
”我那时候不懂事，笑嘻嘻地说：“你本来就没出息。”他没打我，转身去厨房给我做饭了。
我把纸条夹回书里，把书摞好放回枕头边。起身的时候，脚踢到了床底下什么东西，
发出“哐”的一声。我低头看，床底下有个木头箱子，黑乎乎的，上面落满了灰。
我弯腰把它拖出来，挺沉，是个老式的樟木箱，盖子上雕着花，
铜锁已经锈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我试着掀盖子，掀不动。锁着。锁是那种老式挂锁，
钥匙早不知道丢哪儿去了。我找了把螺丝刀，把锁撬开。箱子里是些旧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散发着一股樟木和霉味混合的气息。我翻了几下，都是些老式的衣裳，父亲年轻时候穿的，
领子磨破了，打着补丁。最底下是一件小孩穿的棉袄，红色的，上面绣着金色的福字，很小，
大概只能给三四岁的孩子穿。我不记得我穿过这件棉袄。我把棉袄放到一边，
看见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很厚，鼓鼓囊囊的，封口用浆糊粘着。我撕开信封，
里面是一本笔记本。笔记本是那种老式的软皮本，封面上印着“工作笔记”四个字，
已经磨损得看不清颜色。我翻开封面，扉页上写着几行字，是父亲的字迹，歪歪扭扭的，
比纸条上的字还要潦草：“吾儿若见此书，须知你非我亲生，乃当年我从火车上窃来。
”我盯着这几行字看了很久。窗外有鸟叫，叽叽喳喳的，叫得人心烦。我把笔记本合上，
又翻开，再看了一遍。字还是那些字，没变。“吾儿若见此书，须知你非我亲生，
乃当年我从火车上窃来。”不是做梦。不是幻觉。我脑子里嗡嗡的，像有一万只蜜蜂在飞。
我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步，又坐下。再站起来，再坐下。窗外的鸟还在叫，叫得越来越响，
吵得我头疼。我低头看着那本笔记本，手在发抖。二十七岁。我今年二十七岁。
我在这个家里活了二十七年，管这个人叫了二十七年爸，他从没跟我说过，我不是他亲生的。
他把我从火车上偷来的。他是个贼，偷孩子的那种贼。我把笔记本翻到下一页，
手抖得更厉害了。第二页上只有几句话，字迹比扉页工整些，
像是想了很久才写下的：“一九八七年农历三月十六，晴。今日从徐州上车，车到滁州时，
在车厢里得一子。大约三岁，穿红棉袄，口口声声找妈妈。我抱他下车，他哭了一路。
回到家中，改名李军，入我户口。此事天地知，我知。”一九八七年农历三月十六。徐州。
滁州。红棉袄。我低头看着箱子里那件红棉袄，上面绣着金色的福字，
小得只能给三四岁的孩子穿。那是我的。我穿着它，被一个陌生人抱下了火车，
从此再也没见过我的亲生父母。我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窗外的光线暗下来，又亮起来，
可能是过了一夜，也可能是过了几个时辰。我把笔记本从第一页开始翻，一页一页地看下去。
前面的字迹都很潦草，像是记流水账：“今日带军儿打预防针，哭得厉害，买了颗糖才哄住。
”“军儿发高烧，送卫生院，打了两天针，烧退了。一夜没合眼。”“军儿上小学了，
背着我缝的书包。他问我人家都有妈，他怎么没有。我说你妈去了很远的地方。他没再问。
”“军儿考了全班第一，奖状拿回来贴在墙上，他娘的照片旁边。”“军儿上初中了，
个子蹿了一截，衣裳短了，接一截还能穿。”“军儿问我他妈到底去哪儿了，我说死了。
他哭了。我没哭。”我翻着翻着，眼睛模糊了。我用手背蹭了一下，继续往下翻。
笔记本的后半部分，字迹开始变了，变得潦草、凌乱，有时候一行字歪到天上去，
有时候几行字挤在一起，像是喝醉了酒写的：“今天在街上看见一个人，像他。
我躲到巷子里，等那人走了才敢出来。”“夜里睡不着，想那件事。二十多年了，我天天想，
夜夜想。想他们是什么人，想他们过得好不好，想他们有没有再要孩子。
”“军儿大学毕业了，在省城找了工作。他打电话回来说要接我去省城住，我说不去。
我不能去。万一，万一在街上碰见什么人呢。”“身体不行了，胃疼得厉害，
夜里疼醒了就坐起来抽烟。我知道不是什么好病，不去查，查出来也没钱治。
”“我想过告诉他。话到嘴边又咽回去。说不出口。怎么说得出口？
我把他从火车上抱下来的时候，他就是个三岁的娃娃，哭着找妈妈。是我，是我把他抱走的。
”最后几页，字迹已经很难辨认，歪歪扭扭的，像蚯蚓爬过的痕迹：“我想好了。等我死了，
这日记给他看。他该知道。他该去找他亲爹亲妈。”“我知道他们肯定恨我。恨就恨吧，
我认。这二十多年，我把他当亲儿子养，供他吃供他穿供他念书，我没亏待他。
可我心里知道，我对不起他，更对不起他亲爹亲妈。”“那年我三十一，没娶上媳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