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零年冬天的上海，还没有那么多玻璃幕墙的高楼。
外滩的钟楼照旧敲响着黄浦江的潮汐，江面上漂浮着柴油船留下的淡淡黑烟。
隔岸相望的浦东，还只是一片低矮的厂房和农田，像一个尚未醒来的梦境。
苏曼莉站在十六铺码头的堤岸上，看着灰蒙蒙的天空。长江口的方向吹来凛冽的风，
把她身上的军大衣领子翻起来，露出一截细细的脖子。她今年二十三岁，
在虹口区一家沪剧团里唱戏码。她的嗓子是天生的小嗓，唱起《星星之火》里的杨桂英，
能把台下那些老观众唱得落下泪来。但是这年的冬天，剧团里已经人心惶惶。
“上面有文件下来了，”团长顾德明那天在排练厅里对他们说，四十多岁的男人，
眼角的皱纹像刀刻一样深，“咱们这种小团体，要想存活，就得自己找出路。，
以后能不能开工资，就看各位的造化了。”顾德明说的“找出路”，
意思是让他们这些演员自己去跑场子。
婚丧嫁娶、厂矿企业的联欢会、郊区乡镇的庙会——哪里有钱，就去哪里唱。
唱的也不再是完整的折子戏，而是挑那么一两段热闹的、让人记得住的选段。
《罗汉钱》、《芦荡火种》、《星星之火》，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出。曼莉不想去跑场子。
她觉得那样唱出来的戏，不是戏了。是乞讨。但是她不去不行。母亲在家里等着她寄钱回去。
老太太今年六十三岁，年轻时也是虹口一带小有名气的沪剧演员，
唱过《雷雨》里的繁漪、《家》里的梅芬。后来嗓子坏了，便在家闲着，
只等曼莉每个月给她寄生活费。曼莉的父亲死得早。她还没记事的时候，
父亲就因为肺结核死在医院里了。她对父亲的唯一记忆，
是一张泛黄的照片——一个戴眼镜的瘦高男人，站在弄堂口，身后是密密麻麻的晾衣竹竿。
母亲说，父亲是个大学生，在出版社做编辑，后来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改造，
再也没有回来。母亲的沪剧，是跟一个叫“小金铃”的老艺人学的。那是解放前的事了。
那时候上海的弄堂里，处处都能听到吊嗓子的声音——“呀——呀——伊——”拖着长腔，
从石库门的窗口里飘出来，
与煤球炉的油烟味、阴沟里的酸臭味、还有老虎灶上水开的声音混在一起，
构成这座城市特有的市井交响。如今这种声音越来越少了。
曼莉记得自己小时候住在虹口区山阴路附近的一条弄堂里。那条弄堂叫“兴业里”，
两边的石库门房子挤挤挨挨，青苔爬满了墙根。每到黄昏时分，
弄堂里便热闹起来——下班回来的工人们骑着自行车按铃，孩子们在狭窄的通道里追逐嬉闹，
主妇们在公共水龙头下淘米洗菜，嘴里家长里短地说着闲话。她的少年时代，
就是在这种弄堂的嘈杂与烟火气中度过的。一九九零年的年底，曼莉从剧团出来，
沿着四川北路往家走。冬天的太阳落得早，下午四点多钟，天色就已经暗下来了。
路边的店铺亮起了霓虹灯，那些红红绿绿的灯管在雾气中显得格外模糊。曼莉走得很慢，
她在想着母亲的事。上个月，母亲摔了一跤，摔坏了髋骨，在医院里躺了整整二十天。
曼莉白天在剧团排练，晚上就去医院陪床。她坐在病床边，看着母亲苍老的脸，
想起了小时候母亲给自己梳头的情景——母亲的指尖轻柔地穿过她的长发，
把那把老式的檀木梳子蘸了刨花水，一遍一遍地梳顺。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曼莉算了算，
自己今年二十三，母亲六十三。也就是说，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四十年，
母亲从二十三岁的年轻女子，变成了现在这个满头白发、瘦骨嶙峋的老太太。
时间都去哪儿了？曼莉没有答案。她只知道，自己从一个黄毛丫头，
变成了一个在戏班里混日子的女艺人。而那条她从小长大的弄堂，也已经从拥挤的烟火人间，
变成了拆迁办门口贴着的公告——“此处列入旧区改造，请居民于某月某日前搬迁”。
弄堂要拆了。这个消息是年初传来的，
像是往兴业里那潭死水里投下了一块大石头激起千层浪。弄堂里的老住户们炸开了锅，
有的骂，有的哭，有的唉声叹气，有的开始偷偷变卖家当。住在这里的大多是老上海人，
祖孙三四代都扎根在这条弄堂里，现在要让他们搬到远远的闵行、宝山、嘉定去，
就等于断了他们的根。曼莉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在家里躺了整整三天。“妈，
您别想太多，”曼莉劝她，“搬到新房子去住，也是好事。地方大，条件好。
”母亲没有说话，只是摇头。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曼莉看不懂的东西——像是悲伤，
又像是绝望，又像是某种更深远的东西。很多年后，曼莉才明白，那种眼神，叫做“物哀”。
---## 二一九九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二月底，玉兰花就抢先开了，
白白的花瓣在弄堂口的那棵老玉兰树上招摇着，引得一群孩子围着树底下捡落花。
曼莉没有心思赏花。剧团的情况越来越糟，跑场子的收入勉强够发一半工资，
另外一半就拖欠着。团长顾德明到处托人找关系，想要把剧团改成民间职业剧团，
这样就能接更多的活儿。但改制成民间之后，演员们就不再是铁饭碗了，一切都要自负盈亏。
“我们这些人，”那天排练结束后，一个叫王德福的老生演员坐在道具箱上，点了一根烟，
叹了口气说，“早晚都是个死。戏班子这种老东西，早就该进博物馆了。
”王德福今年五十八岁，唱了一辈子的老生。他说的不是气话，是实情。沪剧这种地方戏，
观众越来越少了。年轻人不爱听，觉得土得掉渣；老年人倒是爱听，但也都老的走不动了，
能进剧场的没几个。剧团勉强撑着，靠的是一些老观众的怀旧情怀，
和一些企业单位的赞助演出。曼莉不接腔。
她低头收拾着自己的戏服——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袖口还有几块洗不掉的油渍。
这是她在《星星之火》里穿的行头，杨桂英出场时穿的。“小苏啊，”王德福又叫她，
“我听说你妈的身体不大好？”“嗯，髋骨摔坏了，行动不太方便。”“唉，
”王德福叹了口气，“这年头，看个病贵死了。我们团里老张他老婆，前列腺开刀，
花了八千多，报销只能报一半。剩下的，还不是自己扛着。”曼莉没有接话。
她把戏服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背包里。然后跟王德福说了声“明天见”，就离开了排练厅。
走到四川北路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曼莉路过一家个体饮食店，
门口挂着“馄饨、面条、糕团”的招牌，玻璃窗上贴满了油腻的塑料纸。她想了想，
进去要了一碗阳春面。面端上来的时候，热气腾腾的。曼莉低头吃了一口，眼眶忽然红了。
她想起小时候，母亲也经常给她煮阳春面。那时候家里穷，买不起肉，就用猪油和葱花调味。
但就是这种简简单单的面条，却让曼莉吃得狼吞虎咽，母亲坐在对面看着，
总是笑吟吟地说：“慢点吃，别烫着。”多少年没有吃过母亲煮的面了？曼莉算了算，
自己住到剧团的集体宿舍之后，就很少回家了。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回。
她怕看到母亲衰老的样子，怕看到那个破败的弄堂，
怕看到那些熟悉的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消逝着。但是她不得不回去。吃完面，
曼莉沿着山阴路往兴业里走。路灯稀疏，光线昏黄，把她的影子拉得细长。
路边停着几辆自行车，还有一些人在路灯下下棋、聊天。走到弄堂口的时候，
她忽然停住了脚步。弄堂口的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公告。白纸黑字，
上面盖着虹口区旧区改造指挥部的红印章。曼莉不认识上面那些字，但她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兴业里，要拆了。她站在公告前，愣愣地看了半天。
直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男人从她身边经过，回头看了她一眼，
她才如梦初醒般地走进了弄堂。弄堂还是那条弄堂，但气氛明显不一样了。路灯下，
多了几个戴红袖章的人，他们在登记着什么。每一户人家的窗口，都亮着灯，但那些灯光里，
少了几分往日的温暖，多了几分惶恐。曼莉回到家门口，推开门，
看到母亲正坐在床沿上发呆。“妈，我回来了。”母亲抬起头，看到是曼莉，
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莉子回来了？吃饭了吗？”“吃了。妈，您呢？
”“我吃过了。阿香刚才给我送了点心来。”阿香是住在隔壁的邻居，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丈夫在工厂里开车间主任，
家里条件不错平时对她们孤儿寡母的颇为照顾。“妈，您的药吃了吗？”“吃了。
”母亲点点头，然后又低下了头去，整个人显得无精打采。曼莉看着母亲，
心忽然被什么东西攥紧了。她走过去，在母亲身边坐下，伸出手握住了母亲的手。
那是一双怎样的手啊——瘦骨嶙峋，青筋暴起，皮肤松弛得像一张旧报纸。
曼莉记得小时候母亲的手是那么柔软、那么灵巧，能够在琴弦上翻飞如蝶，
能够在绣花绷子上龙飞凤舞。而现在，那双手只剩下皮包骨头，像两截枯萎的树枝。“妈，
”曼莉轻声说，“您别担心。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照顾您的。”母亲没有说话，
只是反手握住了曼莉的手。那双手在颤抖，曼莉能感觉到。窗外，
传来了远处拆迁办的广播声，模模糊糊的，听不清在说什么。但那声音就像是一把钝刀，
慢慢地割着兴业里这些老住户的心。---## 三一九九一年的夏天，
上海迎来了罕见的持续高温。知了在弄堂口的那棵老梧桐树上声嘶力竭地喊着，
空气热得仿佛能点燃。曼莉每天从剧团回来，整个人都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浑身的衣服都能拧出水。这个夏天，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曼莉的命运。
七月的一个傍晚，曼莉从剧团出来，走在虹口足球场附近的一条马路上，忽然有人叫住了她。
“苏曼莉！”她回头，看到一个穿着白衬衫、戴着眼睛的年轻男人正朝她走过来。
那人看起来有些面熟，但她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是我啊，张明华！
初中同学你不记得了？”男人走到她面前，笑嘻嘻地说。张明华？
曼莉的大脑快速地搜索着这个名字。忽然，
少年的形象从记忆的深处浮现出来——那个坐在她后排的男生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
课堂上回答问题总是结结巴巴的，下了课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看书。“是你啊！”曼莉笑了，
“都认不出来了。”“可不，一晃七八年了。”张明华也笑了，露出一口白牙，
“你现在在哪儿工作？”“我在虹口沪剧团，唱沪剧。”“哎呀，唱戏好啊，艺术家。
”张明华的语气里带着几分羡慕，“我就羡慕你们搞艺术的，有一技之长。哪像我，
在工厂里混日子。”张明华告诉曼莉，他初中毕业后考进了一家纺织技校，
毕业后分配到杨浦区的一家纺织厂当技术员。这家厂子前两年效益还行，
但现在也江河日下了，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没办法，”张明华苦笑着说，
“国营工厂都这样，干和不干一个样。我现在在想，要不要出去闯闯。”“出去闯？去哪里？
”“深圳那边吧，我有个同学在那里，说那边机会多，一个月能挣好几千。”好几千！
曼莉听得目瞪口呆。她在剧团里累死累活，一个月才挣四百多块钱。这还是好的，
差的时候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对了，”张明华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你妈的身体怎么样了？
我记得你妈以前是唱沪剧的吧？”“嗯，我妈身体不大好。对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嗨，
咱们初中同学，谁不知道你家的情况。”张明华笑了笑，“曼莉，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找我。虽然我没什么本事，但跑腿打杂的还行。”那天晚上，曼莉回到家里，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
张明华的话在她脑海里反复回响着——“出去闯闯”、“一个月能挣好几千”。
她不是没有想过离开上海。去深圳、去海南、去那些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闯出一片新天地。
但是她放心不下母亲。母亲怎么办？曼莉叹了口气，起身走到窗边。窗外，
是兴业里那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弄堂。月光下，那些低矮的石库门房子静静地矗立着，
像一群垂暮的老人，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弄堂的拆迁工作已经启动了。先是贴公告，
然后是量面积、评估房价、签订协议。住在这里的人家，已经开始陆续搬走。
有的去了郊区的新房子，有的投奔了外地的亲戚，有的则租房暂时住着，
等待着还不知道在哪里的新房子。曼莉的家，还在那里撑着。不是不想搬，是没钱搬。
新房子的房价太贵了，她们这种低收入家庭，根本买不起。而拆迁补偿的那点钱，
也不够在市区买一套像样的房子。“走一步看一步吧，”母亲那天对曼莉说，“总有办法的。
”母亲说得轻松，但曼莉知道，她的心里比谁都着急。只是她不想在女儿面前表现出来而已。
这就是母亲。总是把苦难藏在心里，把微笑留给别人。---## 四一九九二年的春天，
上海的变化更快了。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全国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热潮。
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更是日新月异。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
外滩的对面，浦东的工地上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但是这些繁华，与曼莉无关。这个春天，
她的生活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她母亲的病情恶化了。母亲从去年摔坏髋骨之后，
就一直卧床不起。起初还能坐起来，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曼莉带她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是股骨头坏死，需要做手术换人工关节。但是手术费要一万多块，曼莉根本拿不出来。
“算了，”母亲躺在病床上，拉着曼莉的手说，“不治了。我这把老骨头，治不治都那样。
”“妈，您别这么说，”曼莉的眼泪下来了，“我去借钱给您治病。”“借？你上哪儿借去？
现在谁家的日子好过？”母亲摇头，“莉子，妈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你要是真孝顺，
就好好唱你的戏，别再为妈操心了。”曼莉没有听母亲的话。她还是到处去借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