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七旬回首我每次推开老家那扇大铁门，最先映入眼帘的，
永远是母亲坐在窗前电子琴的身影。今年她已经七十岁，头发大部分还是黑色的，
定期剪短的头发，偏分露出光洁的额头。脸上的皱纹集中在眼周和嘴角，是岁月刻下的痕迹，
那双眼睛，依旧明亮，带着一股不服老的劲儿，腰杆坐得笔直，哪怕只是敲着不连贯的琴谱，
也透着旁人学不来的随意与傲气。院子里的阳光很暖，洒在她身上，
也洒在琴凳上摊开的一本旧相册上。相册封面是早年间的红色绒布，边角早已磨得发白，
里面夹着的，是她这一生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扛过的风雨。我放轻脚步走到窗前，
生怕惊扰了她的回忆。“回来了？” 母亲头也没抬，声音温和，
却依旧带着多年来独有的笃定。“嗯，刚下车。” 我走进房里，在她身边的小凳子上坐下，
顺势翻开那本相册。我的指尖轻轻拂过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个二十岁上下的姑娘，
剪着齐耳短发，穿着一身洗得干净的的确良衬衫，站在乡镇单位的大门口，眉眼清秀，
神情庄重，眼神里带着一股蓬勃的朝气，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倔强。那是母亲最年轻的时候，
也是她一生荣光的起点。“妈，这是你刚入党那年拍的吧？” 我轻声问。母亲点点头，
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笑意，像是想起了什么遥远又珍贵的事。“是啊，一九七四年，
整整五十二年了。”五十二年，半个世纪。足够一个懵懂少女，
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足够一段动荡岁月，变成后人嘴里的旧事；也足够一个女人，
用一生的坚韧，撑起两个家，活成一段旁人难以企及的传奇。在旁人嘴里，我的母亲林慧兰，
是个不折不扣的 “奇女子”。她们说，她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女高中生，
在满是文盲的乡村里，是鹤立鸡群的存在。她们说，她十八岁就入了党，
是当时乡里最年轻的女党员之一，写得一手好字，无论是下地赚工分，还是记工算账，
样样都拿得出手，在整个村庄备受敬重。她们说，她母亲走得早，
小小年纪就扛起了家里的重担，上有一个兄长，下有一个妹妹和四个弟弟，一大家子人，
全靠她撑着，真正是 “长姐如母”。她们还说，她三十二岁就离了婚，
一个人带着我和弟弟，没再改嫁，没靠过旁人，硬生生把一双儿女拉扯大，供我们读书，
教我们做人，一辈子刚强，一辈子不肯低头。人人都夸她伟大，夸她坚韧，夸她无私，
说她是天底下最好的母亲，最称职的长姐。可只有我知道，母亲的这一生，
从来不是一句 “伟大” 就能概括的。她不是生来就强大，不是生来就愿意扛下所有，
她只是没得选，又偏偏生了一身不肯服输的骨头。不得不强，又选择要强。这十个字，
是我活到中年，才真正读懂的母亲。母亲出生在五十年代，
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生活艰难的年代。外公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话不多，一辈子勤勤恳恳，
还有点大男子主义。外婆是个温柔善良的女人，可惜一辈子生了七个子女，生育多了，
身体也垮了，在母亲十六岁那年，就匆匆离开了人世。那时候，家里的情况，
用 “塌天” 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母亲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兄长，也就是我的大舅。
大舅年长母亲两岁，高中一毕业就去当兵了。外婆走的时候，下面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妹妹，
四个尚且年幼的弟弟，最小的弟弟，走路还不稳当。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弱的弱，
没了主心骨，就像散了架的房子，风一吹，就要倒。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家要完了。
可谁也没想到，站出来撑起这个家的，不是身为长子的大舅，
而是当时还未成年、排行老二的母亲。那一年，她不过十六岁，还有一年才高中毕业。
还是个半大的孩子，自己都还需要人照顾，却硬生生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肩上。
白天，要上学，农忙时下地干活，挣工分，换口粮；晚上回到家，
要给一大家子人做饭、洗衣、缝补衣服，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几个弟弟妹妹调皮捣蛋，
她要管教；家里缺吃少穿，她要想办法；邻里之间有了矛盾，她要出面周旋。明明是老二，
却活成了整个家里真正的 “家长”。在那个不重视女性读书的年代，很多女孩早早辍学，
在家干活、嫁人，可母亲不一样。她足够勤奋，哪怕白天累得直不起腰，
晚上也要就着昏暗的油灯读书写字。她知道，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只有有了文化，
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硬是靠着自己的坚持，读完了高中，成了乡里为数不多的女高中生。
第二章：长姐如母高中毕业那年，她不过十七岁，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
也是在工作的第二年，刚满十八岁的母亲，因为思想进步、表现突出，被组织批准入党。
入党宣誓那天，母亲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粗布衬衫，站在鲜红的党旗下，举起拳头，
眼神坚定，声音洪亮。那一天，是她人生中最荣光的时刻，也是她作为独立女性，
真正站稳脚跟的开始。十八岁的女党员，在整个乡里，都是独一份。可这份外人眼里的风光，
背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辛劳。母亲的清高，不是后天养成的，是从骨子里带出来的底色。
她的爷爷，我的外曾祖父，曾是一个老革命，解放后在乡镇做基层干部，一生清正廉洁，
做人做事最讲骨气、讲体面、讲规矩。从小，外曾祖父就教她，人可以穷，
但志不能短；可以没权没势，但不能没有尊严。母亲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
再加上她是那个年代稀有的女高中生，有文化、有眼界、有能力，工作体面，政治身份光荣，
这一切，都让她拥有了旁人无法比拟的底气。她不屑于跟人家长里短、搬弄是非，
不屑于为了一点小恩小惠低头弯腰，更不屑于靠别人的怜悯过日子。她的清高，是干净，
是端正，是不卑不亢。也正是这份清高，让她在最难的时候，也从未想过去依附谁、求助谁。
凭借着高中学历和党员身份，她顺利进入乡镇单位工作，成了一名吃 “公家饭” 的干部。
写材料、算账目、跑基层，她样样都做得比别人认真，比别人出色。那时候的母亲，
穿着干净的衬衫，梳着两根大辫子，走在乡里的小路上，回头率极高。她有文化，有工作，
有身份，有追求，本该拥有一段光明灿烂的人生，本该像所有同龄姑娘一样，谈恋爱，
嫁良人，过安稳轻松的日子。可她的人生，从外婆离世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了与 “轻松” 二字无关。那时候，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母亲模样周正，
气质出众，又有工作有文化，是很多小伙子心仪的对象。可她一心扑在家庭上，
对男女之情极为迟钝，也根本没有心思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在她心里，
弟弟妹妹们还没长大，这个家还离不开她，她不能先顾着自己。这一拖，就拖到了二十七岁。
在那个年代，二十七岁的姑娘还未出嫁，是要被人说闲话的。家里的亲戚、邻里乡亲，
无孔不入地催婚，父亲也整日唉声叹气，觉得女儿再不嫁人，就要耽误一辈子。
母亲不是不想嫁，只是她不知道什么是心动，也从未把婚姻当成人生的必需品。在她眼里，
婚姻不是避风港，更不是依靠，只是一件需要完成的 “任务”。也正是这份敷衍与无奈，
让她后来踏入了一段错误的婚姻，吃尽了苦头。我常常看着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心里忍不住发酸。院子里的阳光渐渐西斜，洒下一片温柔的余晖。母亲停下按琴键的手，
抬眼看向我，眼神里带着一丝释然，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
你们的孩子也长大了，我也老了。”“妈，您不老。” 我握住她的手，那双手，
曾经纤细白皙，如今却布满皱纹，虽然有薄茧，那是她一生操劳的印记，
但是这双手还是那样的温暖。这双手，带大了六个弟弟妹妹，撑起了一个破碎的家；这双手，
养育了我和弟弟，撑起了我们的一片天；这双手，写过无数工整的材料，
算过无数精准的账目，也搓过无数粒玉米，缝过无数件衣服。旁人都说，母亲这一生，
最成功的是把我和弟弟培养成人，教得我们三观端正，踏实肯干。母亲自己也常说，
她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最骄傲的，就是把两个孩子养大成人，没走歪路，没坏心眼，
堂堂正正做人。可我知道，她这一生，最了不起的，从来不是养育了谁，撑起了哪个家。
而是她在历经半生风雨，尝尽人间疾苦之后，依旧保持着那份刚强与清高，
那份对生活的热爱，那份不低头、不妥协的骨气。她不是天生伟大，
她只是在每一次命运的考验面前，选择了坚强，选择了担当，选择了挺直腰杆，
干干净净、堂堂正正地活一生。“妈，以后别总想那么多了，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活的自在才最重要。” 我轻声说。母亲笑了笑，目光望向远方，眼神平静而温和。
阳光落在她的头上，落在她挺直的背上，落在她一生坚韧不屈的灵魂里。
大舅在母亲25岁这一年退伍转业到县城的物资局，此时已经是八一年了，
经人介绍认识舅妈，没多久就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心自然偏向了自己的妻儿。
舅妈是个精明算计的女人，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眼里只有自家的柴米油盐，
对于婆家这一摊子烂事，只想着避之不及。大舅典型的耙耳朵，架不住妻子的念叨，
更担不起抚养六个弟弟妹妹的重任，只能偶尔趁着没人，偷偷塞给母亲两块钱，
说上几句无力的安慰话。大舅和舅妈双职工，家境早早步入了小康，
住单位分的独家小院子、吃细粮，日子过得安稳舒坦。可母亲，哪怕家里过的再困难，
也从来没有主动登过大舅的家门，没有开口要过一粒粮、一分钱。她跟我说：“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我可以苦，可以累，但不能让亲戚看不起，
不能让别人说我们林家靠施舍过日子。”那份骄傲，像一根硬骨，
撑着她走过了最黑暗的岁月。生活的重担，把母亲的青春填得满满当当，密不透风。
从十六岁到二十七岁，整整十一年。十一年里，她从一个半大的少女，
熬成了旁人眼里的 “老姑娘”；直到无孔不入的催婚，像一张大网，朝她缓缓罩了下来。
她还不知道，命运在她熬过了丧母之痛、扛起了家庭重担、熬过了最苦的青春之后，
并没有给她准备甜美的奖赏，而是把另一段更为坎坷、更为煎熬的岁月，摆在了她的面前。
只是那时候的母亲，依旧挺直着腰杆，眼神清亮，风骨不改。她以为，
结婚不过是完成一件人生任务，却不知道，这场为了应付世俗而开始的婚姻，
会成为她一生里，最错的一次选择。第三章：为婚而婚二十七岁，在上世纪八十代初的农村，
是个足以让邻里嚼舌根、全家抬不起头的年纪。同龄的女人，孩子早已满街跑，而母亲，
依旧孤身一人。一开始，只是远房亲戚旁敲侧击。后来，是同村妇女当面打趣，
话里话外都带着异样：“慧兰啊，你条件这么好，怎么还不嫁人？是不是眼光太高了？
”再到最后，催婚成了无孔不入的网。村里不管大事小事，
聚在一起总要说到她的婚事；父亲整日唉声叹气，见了她就愁眉苦脸；就连已经成家的兄嫂，
也一次次上门劝说，话里话外都在逼她点头。“女人家，终究是要嫁人的。”“年纪再大，
就不好嫁了。”“你不结婚，别人还以为我们家有什么问题。”没有人问她想不想嫁，
没有人问她喜欢什么样的人，更没有人问她，这十几年累不累、苦不苦。在所有人眼里，
结婚是女人的归宿，是任务，是必须完成的程序。她再能干、再优秀、再刚强，不结婚，
就是错。母亲本就对男女之事迟钝，甚至有些麻木。她不懂什么是心动，什么是喜欢，
什么是两情相悦，她只知道，自己是长姐，是家长，是这个家的支柱。在她眼里，
婚姻不是依靠，不是爱情，不过是一件必须完成、能堵住所有人嘴的任务。
就在她被催得无处可逃时，王建国出现了。村里人都叫他 “四二子”。他在家排行第四，
兄弟之间排第二，上面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夹在中间，不上不下，
从小就不被父母重视。嘴不甜，不会讨好，性子散漫，没什么大本事，却爱面子，
出手看似大方，实则一身空，不过也是高中毕业，在乡镇里是管计划生育的干事。
他看上母亲，没有半分深情，纯粹是见色起意。他见过母亲在村里走路的模样，
端庄、挺拔、有文化、有工作，和村里那些粗布衣裳、整日家长里短的女人完全不同。
他心里盘算，娶了林慧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人好看、工作稳、还能持家。于是，
他开始一趟趟往林家跑。提着一点不值钱的点心，往门口一站，也不多说话，就赖着不走。
今天帮着挑担水，明天帮着扫个地，看似殷勤，实则目的性极强。一次不成两次，
两次不成三次，反反复复，死缠烂打。父亲本就懦弱，被他磨得没了脾气。
兄嫂也劝：“人家好歹诚心，你年纪不小了，别再挑了。
”邻里更是议论：“四二子虽然普通，但也是本分人家，还是国家干部，再不出嫁，
就真的没人要了。”母亲累了。不是干活累，是被这无孔不入的议论、逼迫、催促，
弄得身心俱疲。她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谈不上喜欢，更谈不上爱，连一点心动都没有。
可她抬眼，是父亲愁白的头发，是旁人异样的目光，是压了好几年的 “未出嫁” 三个字。
她心想：嫁吧，嫁了，就清净了。嫁了，就完成任务了。嫁了，所有人都满意了。没有期待，
没有憧憬，没有对未来的幻想，只有认命。一场仓促到近乎简陋的婚礼，草草收场。
没有彩礼，没有像样的嫁妆，没有热闹的仪式，母亲就这样，走进了王家的门。她以为，
不过是换个地方过日子。可一脚踏进婆家，她才明白，这不是归宿，而是一个火坑。
公婆本就不喜欢她。在婆家眼里，她性子太硬，不懂得低头示弱，
不会说甜言蜜语哄老人开心。再加上她娘家负担重，下面一串弟弟妹妹，
公婆从一开始就带着轻视。连带着，整个林家，都被婆家看不起。丈夫王建国，更是靠不住。
婚前那点殷勤，婚后瞬间消失无踪。他懒散、随性、得过且过，家里大事小事一概不管，
农活不愿干，家务不伸手，挣的钱自己花，没有一点的家庭责任感。重男轻女的风气，
在这个家里尤为严重。母亲嫁过去，里外都是她的活。伺候公婆，打理家务，
忙完单位忙家里，一刻不得闲。可做得再多，也落不下一句好。妯娌嘴甜，会讨好，
即便不干活，也能被公婆疼进骨子里；而母亲，只会埋头做事，不谄媚，
便成了 “不懂事、孤傲、不合群”。她里外受气。在婆家，是外人；回娘家，
是嫁出去的女儿。那段日子，她沉默、隐忍，从不抱怨，也不诉苦。骨子里的清高，
让她不屑于与人争执，更不屑于争宠讨好。婚后一年，我降生了。是个女儿。公婆的脸色，
瞬间沉了下来。丈夫也没什么喜色。在他们眼里，女儿终究是外人，只有儿子，
才是传宗接代的根。月子里，没人细心照料，她自己烧水、洗衣、照顾我，落下一身病根。
丈夫依旧在外游荡，从不往家里拿一分钱。我成了她黑暗日子里，唯一一点微光。
她把所有的温柔，都藏在了对我的照顾里。白天上班，夜里抱着我，哄我睡，给我缝衣服，
把最好吃的、最暖和的，全都留给我。在我一岁那年，父亲作为分管计划生育的干事，
因为违规抓超生的妇女去引产，被别人报复把工作丢掉了，此父亲回家务农，
只是他依然是每日到处乱串，地里的活一点都丢给了母亲。三十岁那年，弟弟出生。
儿女双全，按说该圆满了。可丈夫依旧没有长进，依旧不负责任。
公婆虽然因为孙子对她态度稍缓，却依旧不贴心、不真心。那段婚姻，没有温度，没有依靠，
没有理解，只有无尽的疲惫和失望。母亲本可以忍。为了孩子，为了所谓的 “完整家庭”，
她本可以像很多女人一样，将就一辈子。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父亲的离世。
父亲走了。那个沉默、严厉，却始终是她名义上依靠的父亲，也因食道癌离开了。那一刻，
母亲突然清醒了。从前，她嫁人，有一部分是为了父亲，为了不让他担心、被人议论。如今，
父亲不在了，她再也没有勉强自己的理由。她看着身边不上进、不负责、靠不住的丈夫，
看着冰冷刻薄、从不真心待她的婆家，看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离婚。
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婆家震怒，公婆辱骂，亲戚劝说，丈夫撒泼耍赖，
所有人都在拦她。“离婚丢人。”“孩子还小，你一个女人怎么过。”“忍一忍，
一辈子就过去了。”母亲谁的话都不听。这一辈子，她为弟妹活，为家庭活，
为别人的眼光活，这一次，她想为自己活一次，
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这个除了母爱其他什么都没有的家。她态度坚决，谁劝都没用，
铁了心要离开这个家。闹到最后，只能离婚。儿子还小，尚不认字，跟着母亲。
我是稍大一点，是女儿，判给了父亲。拿离婚证的那天，母亲抱着我，死死不肯松手。
她看着丈夫，眼神冰冷，一字一句，说得坚定而清醒：“我信不过你。”她太了解王建国了。
没有担当、存不住钱、只顾自己快活，把我交给他，她这辈子都不会安心。
她宁可自己苦、自己累、自己难，也绝不让自己的女儿，受半点委屈，
过半点没有着落的日子。不顾旁人阻拦，母亲毅然把我留在了身边。
她搬去了自己这两年好不容易盖起来的一间平房，在平房的一侧搭了一间厨房，
没要王家的一针一线，只带着我和年幼的弟弟，走出了那个她再也不想踏进去的门。那一年，
她三十一岁。没有丈夫，没有依靠，没有退路。一双手，两个娃，一肩风雨，一生要强。
她不知道未来有多难，不知道日子会苦到什么地步。但她知道，从今往后，
她不再是谁的妻子，不再是谁的儿媳。她只是我和弟弟的天，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