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灯会上，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灯谜。“亲生儿子站在眼前，
却要叫别人娘——打一职业”我笑着想了半天没猜出来。直到抬头看见灯笼下站着的人，
是我被拐卖十年的儿子。而他身边的女人，正是当年的人贩子。
---一灯谜摊子前围满了人。我本来没想凑这个热闹。元宵节的中山路，人挤人，
脚不沾地都能给拥着往前走。满街的花灯，兔子灯、莲花灯、走马灯，把半边天都映红了。
可我一个人，看什么都觉得吵。是那个灯谜把我拽住的。“亲生儿子站在眼前，
却要叫别人娘——打一职业”红纸条，黑墨字，贴在一盏六角宫灯的下头。我站在那儿，
心里猛地一缩。旁边有人已经在猜了。“这是啥职业？保姆？后妈？”“不对不对，
”一个年轻姑娘晃着男朋友的胳膊，“我知道了，是继母！”“继母算啥职业，傻不傻。
”他们笑作一团，从我身边挤过去。我还在盯着那行字。亲生儿子站在眼前，却要叫别人娘。
这谜面扎得人心口疼！我想了半天，没猜出来……什么职业会是这个？人贩子？不，
人贩子不配叫职业！我把围巾往上拢了拢，准备走。就在这时候，我抬了一下头。
那灯笼下头站着两个人：一个女人，四十来岁，烫着小卷的短发，穿一件暗红色的棉袄，
手里举着一串糖葫芦。她身前站着一个少年，只见那少年十五六岁的样子，穿着黑色羽绒服，
半低着头，一直在看脚底下的砖缝。女人把糖葫芦往他嘴边送：“尝尝，这家山楂好，不酸。
”少年接过糖葫芦，咬了一口。那个侧脸！那个侧脸从灯笼的红光里露出来，眉骨，鼻梁，
以及嘴唇的弧度！！！糖葫芦从我手里掉在地上。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被人塞了一团棉花！
十年的棉花。“小远。”我说。声音不像我的。少年没有回头，他在听那个女人说话，
那女人正指着旁边的兔子灯，笑得前仰后合。她笑的时候，手搭在少年的肩膀上，那么自然，
就像搭了十五年。我往前迈了一步。又迈了一步。人群从我身边涌过去，
有人在骂“看着点路”，有人在喊“妈，我要那个最大的灯”。我什么都听不见。
我只看见那个少年的后脑勺，那两根翘起来的头发，和十年前一模一样。
他小时候头发就是这样的。后脑勺有两根，怎么压都压不下去。我每天早上给他梳头，
用梳子蘸了水，使劲摁，手一松，又翘起来。他对着镜子笑，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妈妈，
它们不想下去。”那两颗翘起来的头发，现在还在。我已经走到他们身后了。三步。两步。
那女人回过头来。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我看见她的瞳孔缩了一下。就那么一下。
然后她笑起来，露出和善的、陌生的笑容：“大姐，有事吗？”二我盯着她的脸。
这张脸我见过！十年前，县城汽车站旁边的拉面馆里，她穿着灰扑扑的棉袄，坐在我邻桌，
抱着一个跟她差不多高的编织袋。她说她儿子跟小远差不多大，问我去哪儿，
说顺路的话可以搭伴走。我说我去车站。她说巧了，她也去车站。小远那年五岁。
我牵着他的手，跟着她出了拉面馆。后来那双手就空了。“大姐？”她歪着头看我，
眼神里带着恰到好处的困惑和一点点戒备，“你认识我吗？”少年转过身来。
灯笼的光正好打在他脸上。眉毛，眼睛，鼻梁，嘴唇………我闭着眼都能画出来的轮廓，
可他看我的眼神是空的，像看一个陌生人。“妈，走吧。”他说。那声“妈”不是叫我的。
它像一把刀，从我的心口捅进去，一直捅到底，还在里头绞了三圈。“小远。”我伸出手，
想抓他的胳膊。他往后退了一步，皱起眉头。那女人上前半步，把他挡在身后，
脸上的笑收了：“大姐，你这是干啥？认错人了吧？”“他是我的儿子！”我的声音在发抖，
“他后脑勺有两根翘起来的头发，生下来就有。他左耳后头有一颗痣，像小米粒那么大。
他五岁的时候被拐走的，在县城的汽车站，穿着蓝色毛衣，
胸前印着一只小熊——”“你这人怎么回事？”那女人的声音突然拔高，
把周围几个人的目光都引了过来，“我儿子今年十六，从小在我跟前长大的，
怎么就成了你儿子？你有病吧？”“我要去找帽子！”我说。我自己都没想到会说出这句话，
我的手已经伸进包里，摸到了手机。那女人的脸色变了一瞬。就一瞬。然后她笑了，
笑得比刚才还响亮：“报啊，你报啊。让治安队的来评评理，大过节的，
你一个神金病堵着人家母子不让走，算怎么回事？”人群围过来了。有人在窃窃私语，
有人在看热闹。我看见那些眼神落在我身上，有好奇的，有同情的，
也有觉得我真是个疯子的。那女人拉起少年的手：“儿子，走，不跟这人一般见识。
”她侧身从我旁边挤过去。我抓住少年的另一只手腕。他的手腕比小时候粗了一圈，
骨节硌着我的掌心。他低头看我的手，眉头皱得更紧了，却没挣开。“小远，”我说，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你最怕放炮仗。每年元宵节，我抱着你出门看灯，
你都要把脑袋埋在我肩膀上，捂着耳朵说‘妈妈我怕’。我说不怕，妈妈在。
后来我想了个办法，给你买了两个棉球，塞在耳朵里。你问我这是什么，
我说这是妈妈的魔法。”少年的眼睛动了一下。就一下。“你五岁那年元宵节，
我带你去看灯。你骑在我脖子上，举着一只兔子灯。那只兔子是你自己挑的，红色的眼睛，
你说它像小白兔喝醉了酒。后来灯坏了，你哭了一路。我说明年再买，明年还买兔子灯。
”他的喉结动了动。“那年之后，我再也没过过元宵节。”我说，“我不敢看灯。一看灯，
就想起你骑在我脖子上，想起你说妈妈你看那个灯好大。我不敢想，想了就过不下去。
”灯笼在我们头顶转着，光影一圈一圈地轮换。少年终于开口了。“你认错人了。”他说。
声音很低，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他低着头，不看我，也不看他身边的那个女人。
他的手在我掌心里，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抽了出去。我看着那只手离开我的手心。一寸，
两寸，三寸。空了。那女人拽着他，消失在人群里。我站在原地，灯笼的光落在我身上，
暖烘烘的，可我浑身都在发抖。“亲生儿子站在眼前，
却要叫别人娘——打一职业”旁边有人还在猜那个灯谜。“我知道了！
”一个小孩子突然喊起来，“是妈妈！亲妈！”周围一阵哄笑：“傻孩子，亲妈算什么职业？
”小孩子不服气：“那你说是什么？”我抬起手，摸了摸脸。全是湿的。远处，
满街的花灯连成一条火龙，一直烧到天边。那盏六角宫灯还在我头顶转。
三我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周围的人换了三四拨，猜灯谜的声音一波接一波地涌过来，
又退下去。有个卖糖葫芦的从我身边过，竹靶子上插得满满当当，红彤彤的一串串，
在灯光底下亮得刺眼。小远刚才咬了一口的那串，不知道扔在哪儿了。我把手插进口袋里，
手指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掏出来看，是那两个棉球。每年元宵节我都带着。十年了，
换了好几回棉花，但一直带着。好像带着它们，就能离他近一点。我把棉球攥在手心里，
往他们消失的方向走。中山路往前是十字街，往左是汽车站，往右是老居民区。
我不知道他们往哪边去了，就凭着直觉往右拐。巷子越走越窄，灯越来越少。走到最后，
只剩几盏零星的灯笼挂在人家门口，风一吹，晃晃悠悠的。我站在巷子中间，四面都是黑的。
手机响了。“喂，李桂芳吗？我是治安队的小王，你那个案子有新进展，明天来所里一趟。
”十年前报的案，十年里不知道去过多少次，每一次都是这句话——“有新进展”，
去了之后就是“还在查”。后来我不去了，他们也不打电话了。这号码存进通讯录就没响过，
我差点忘了自己还存着。“小王同志，”我说，“我看见他了。”电话那头顿了一下。
“看见谁？”“我儿子。今天晚上，在中山路的灯会上。还有那个女的，当年拐他的那个。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是椅子挪动的声音，纸张翻动的声音。“你在哪？
站在原地别动，我现在过来。”四我在巷子里等着。夜风从巷口灌进来，
把头发吹得乱七八糟。我把围巾解开又重新系上，系了三次，手一直在抖。二十多分钟后，
一辆电动车拐进巷子。小王从车上下来，比十年前老了，发际线退了半寸，肚子挺出来一块。
“上车，边走边说。”我坐上后座，把今晚的事一五一十讲了。他听着，没吭声，
电动车拐过几条巷子，在一栋灰扑扑的楼前停下来。“是不是这儿？”我抬头看。
三楼东边那户亮着灯，窗帘拉着，透出暖黄色的光。“我不知道，”我说，“我就是瞎走的。
”“上去看看。”楼梯间黑灯瞎火的，感应灯坏了，我们摸着栏杆往上爬。三楼东户，
门是老式的防盗门，漆皮剥落了一大片。门缝里透出灯光和电视声。小王敲了门。
里头传来脚步声，吱呀一声，里头的木门开了，一个女人隔着防盗门往外看。就是她。
那个红棉袄已经换下来了，现在穿的是一件碎花棉睡衣，头发用夹子别在耳后，
看上去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年妇女。她看见我，脸上的表情纹丝没动。“找谁？”她说。
“派出所的，开门配合一下。”小王亮出证件。她把防盗门打开，侧身让我们进去。
客厅不大，沙发茶几电视，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那女人，一个男人，还有小远。
小远站在中间，穿着一件蓝白相间的校服，对着镜头笑。笑得很乖。“坐吧。”她说。
我没坐。我在屋里转着看。电视柜上摆着一排相框，从小到大的都有。几个月的，周岁的，
五六岁的，十来岁的。小远的模样一点点往大了长，眉毛眼睛鼻子，跟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
那个周岁的照片，穿的是一件黄色的小毛衣，胸口绣着一只小鸭子。那件毛衣是我织的。
“你到底想干啥？”那女人靠在沙发背上，语气慢悠悠的，“大过节的，带着警察上我家，
说我是人贩子。你有证据吗？”“十年前的监控，”小王说，“调出来了，画面不太清，
但能看出个轮廓。”那女人笑了一声。“能看出个轮廓就是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