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小年。我奶把堂屋门锁上了。那扇门打我记事儿起就没锁过。红松木，
漆皮剥落，门轴转起来吱呀吱呀响，夜里风一吹，像有人站在门口轻轻叹气。可那天傍晚，
我奶从里头出来，把一把老铜锁挂在门鼻上，嘎嘣按死。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灶膛的火光映在她脸上，皱纹一道一道，深得像刀刻的。她没说话，
把钥匙塞进贴身小褂的暗兜里，转身进了东屋。那是1998年。我十三岁。我奶叫周凤霞，
碾子山方圆五十里有名的出马仙。她顶的是常家，蛇仙。据说那一脉传了四辈，
到她是第五代。我没见过她请仙，只听她给人“看事”——坐在炕头，闭眼，打哈欠，
耳朵轻轻动着，像有什么东西趴在她肩头说悄悄话。可那天她把堂屋锁了。我问她锁啥。
她说：“里头有东西，不干净。”我说你不是出马仙吗，还怕不干净？
她把烟袋锅往炕沿上一磕，火星子迸出来，烫了我手背一下。“仙家也有不敢惹的，”她说，
“老祖宗的东西，轮不到我碰。”我没再问。那是我第一次听见“老祖宗”这三个字，
从她嘴里说出来，不像称呼，像咒语。过完年我就把这事忘了。十三岁的男孩记不住太多事。
我记着村西头老王家闺女去了深圳打工，记着村东头二嘎子家买了台十七寸黑白电视，
记着我爸从县里捎回来的大白兔奶糖。我不记着我奶锁上的那扇门。
也不记着她那天看我的眼神。——恐惧。很多年后我才明白，
那不是一个出马仙看孙子的眼神。那是猎物看见猎人时的眼神。第二次是2003年。
我十八岁，高考结束，在家等录取通知书。那年夏天热得出奇，知了从早叫到晚，
叫得人心烦。我奶那阵身体就不太好了。她七十三，腿脚还行，就是精神头差，
经常坐在院子里打盹，烟袋锅搭在膝盖上，半天不动一下。我妈说老太太老了，熬不住了。
我不信。那天傍晚我在西屋收拾旧书，听见堂屋门响。吱呀——不是开锁的声音。
是门轴在转。我探出头。堂屋门虚掩着，铜锁挂在门鼻上，没开。可门确实开了一道缝，
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我奶站在门口。她没进去。她只是站在门槛外边，往里看。
夕阳从她背后照过来，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照在她微微佝偻的脊背上。她一动不动，
像一尊泥塑。“奶？”我叫她。她没回头。我等了几秒，又叫一声。她慢慢转过身。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表情。那不是周凤霞的脸。五官还是那个五官，皱纹还是那道皱纹，
可皮肉底下的东西不对了。她的眼珠子在转，不是左右转，是——旋。像两个倒置的漩涡，
往眼眶深处旋进去。“小睿，”她开口，声音沙哑，不是她平时的腔调，“你过来。
”我没动。她站在门槛边，半边脸被堂屋的黑吞噬，半边脸被夕阳映成暗红。“过来，
奶跟你说句话。”我往前走了一步。她没动。我又走了一步。她忽然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在她脸上只停留了不到一秒，然后她眼睛一翻，整个人往后仰，
直挺挺摔在青砖地上。我冲过去扶她。她身体冰凉，像刚从冰窖里捞出来的。心跳很弱，
但还有。我喊我妈，喊我爸，把她抬到炕上，灌了一盅温水。她醒过来，看了我一眼。
就一眼。然后她闭上眼睛，睡了。那之后她再没提过堂屋的事。我也没问。
可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我站在一扇门前。红松木，漆皮剥落，门轴生锈。
不是我们家的门——比那扇门更高，更旧，门板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字，笔画挤在一起，
像无数条蜷曲的蛇。我伸手去推。门缝里探出一只眼睛。不是人的眼睛。
那东西的眼白是灰黄色的，瞳孔是一条竖线，像猫，又像蛇。它看着我，一眨不眨。
然后我醒了。枕头湿透了。我摸自己的脸，全是泪。2005年冬，我奶去世。
那年她七十五，不算太老，可身体早被掏空了。临终前三天她一直昏睡，偶尔醒过来，
也不认人，眼睛直勾勾盯着天花板，嘴里嘟嘟囔囔。我妈趴在她嘴边听，听不清说什么。
我爸说老太太一辈子替人消灾，泄露天机太多，折了寿。我没说话。
那三天我一直守在她床边。第三天夜里，守灵的人都困了，歪在炕沿、椅子上打盹。我没睡，
坐在她枕头边，攥着她的手。她的手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凉，干，像冬天的树皮。后半夜，
她忽然睁开眼睛。那双眼没有老年的浑浊，清亮得吓人。她侧过头，看着我。“小睿。
”“奶，我在。”她攥紧我的手。“那扇门……”“哪扇门？”她没答。
“钥匙在我小褂暗兜里。”她的声音很轻，但一字一句，清清楚楚，“我死了以后，
你去把门打开。”我愣住了。“你奶这辈子，替人看了五十年事，”她说，“没怕过谁。
”她停了一下。“可门后头那个东西……”她没说完。窗外起了风，呜呜咽咽的，
像女人在哭。灵堂里的白烛晃了晃，火苗压得很低，几乎贴到蜡泪上。我奶看着我。
那个眼神。七年前锁门时的眼神，
三年前站在门槛边看我的眼神——恐惧、歉疚、还有一点我看不懂的东西。那东西叫期待。
“小睿，”她说，“你去把它放出来。”然后她闭上眼。那是我奶这辈子说的最后一句话。
丧事办完第三天，我从她小褂暗兜里摸出那把钥匙。黄铜的，比普通钥匙大一圈，
齿纹磨损得很厉害，像用了很多年。钥匙柄上刻着一个字，笔画潦草，辨认很久才认出来。
“常”。我没立刻去开门。我把钥匙收进抽屉，用旧报纸包了三层，压在最底下。
然后我回了县城。2006年我考上省城的大学，学的是计算机。毕业后留在长春，
进了一家软件公司，写代码，改bug，加班，升职。跟所有东北小城出来的年轻人一样，
我不想回去。碾子山太远了。远的不光是公里数。2012年我结婚，媳妇是吉林市人，
做会计的，性子安静，不爱问东问西。我没跟她提过我奶的事，只说老太太是农村神婆，
十里八乡有点名气。2014年儿子出生，我把爸妈接来长春住。老家的院子空了，
堂屋那扇门应该还锁着。钥匙还在抽屉里。我有七年没碰过它。2018年清明，
我一个人回了碾子山。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那几天老做梦，梦见我奶坐在院子里，
叼着烟袋锅，眯眼看我。她不说话。就是看。清明那天我开车回去，四百公里，
开了六个小时。老房子没人住，院子里草长到膝盖高，窗台上落了厚厚一层灰。
我推开堂屋的门。不是那扇门——是东屋的门。那扇红松木门还锁着，铜锁挂在门鼻上，
锈迹斑斑，钥匙孔都快堵死了。我没开它。我只是站在门口，站了很久。晚上我睡在西屋，
我小时候那铺炕。炕席早烂了，我妈临走前用塑料布盖上，还是落了一层灰。后半夜，
我听见敲门声。咚。咚。咚。三声，很轻，像指关节叩在木板上。不是堂屋门。是西屋的门。
我坐起身。窗外有月亮，不大，光从窗纸渗进来，青白色的，把屋里家具照出模糊的轮廓。
门关着，门缝底下透进来一道极细的光。然后门缝底下的光被挡住了。有个东西蹲在门外。
我看不见它，可我知道它在那儿。门板上映不出影子，
可门缝底下那道光确实被遮断了——不是一整条，是一截一截，像有人趴在门缝边往里看。
我的喉咙发紧。屋里很静。静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又是一声。这次不是敲门。
是有什么东西从门缝底下塞进来。一只鞋。绣花鞋，黑色布面，鞋头绣着一朵莲，
莲瓣褪成暗红，鞋帮沾着干涸的泥迹。我盯着那只鞋。1998年锁门。
2003年站在门槛边。2005年临终前那句话。“你去把它放出来。”门外的影子动了。
不是站起来，是——爬。指甲刮过木板的声响，很轻，一下，两下，三下。
从门缝底下爬上来，爬过门板，爬到门框边。然后停了。我听见一个声音。隔着门板，
隔了二十年的月光，隔着我所有不敢追问也不敢忘记的年月。“小睿。”是我奶的声音。
“你咋还不回来。”天亮以后我翻遍了西屋。什么痕迹都没有。门缝底下空空荡荡，
青砖地面扫过灰，连半个鞋印都没留下。我蹲在门槛边，把那只鞋出现的位置看了十几遍。
没有。什么都没有。可我知道那不是梦。我回长春以后病了半个月。发烧，说胡话，
媳妇以为我是清明扫墓累着了，熬了姜汤，逼我躺床上歇着。我闭着眼睛，
脑子里全是门缝底下的光、刮过木板的指甲声、还有那句话。你咋还不回来。
2005年到2018年，十三年。我奶在那边等了十三年。病好以后我没再回碾子山。
我换了一份工作，把爸妈接来同住，每天朝九晚五，周末带孩子去公园放风筝。
日子过得跟所有三十几岁的中年男人一样，忙碌、琐碎、平静。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等什么。
等下一个敲门声。2020年疫情，公司居家办公。有一天下午我开完视频会，
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手机震了一下。陌生号码。我接起来。“是周师傅家不？
”是个男人的声音，东北口音，听岁数五十往上。“你找谁？”“周凤霞周师傅，
碾子山的出马仙。她是我救命恩人。”电话那头顿了顿，“你是她孙子吧？”我没答。
“我叫容大云，”他说，“二十年前，周师傅帮我儿子抢过魂。那孩子叫小云，
被亡母扣住魂儿，周师傅搭灵棚办假葬，用黑狗破阴差户籍，把魂抢回来了。”我记得这事。
我奶活着时很少跟我讲她看事的经历。但“抢魂”她讲过一回。说那是柳仙教她的法子，
险得很，黑狗万一没咬坏牌位，孩子就真死了。“你找我有事？”容大云沉默了几秒。
“周师傅托梦给我，”他说，“让我给你带句话。”我攥紧手机。“她说，
那扇门的钥匙在你手里。你不去开，她就一直等。”窗外起了风，呼呼的，
隔着玻璃听不清是风声还是别的什么。“她等你二十二年了。”那天晚上我翻出那把钥匙。
旧报纸已经发黄，边角脆得一碰就掉。钥匙还是那把钥匙，黄铜的，齿纹磨损，
柄上刻着一个“常”字。我把钥匙攥在手心，硌得骨节发白。媳妇问我这是啥。我说，
老家门上的，得回去开一下。她没多问，只说明早帮我看车票。碾子山还是那个碾子山。
2020年秋天，我站在老房子门口，钥匙攥在手里，手心全是汗。堂屋门。红松木，
漆皮剥落，门轴生锈。跟我奶锁门那天一模一样，
跟我十八岁那年在梦里见过的那扇门一模一样。我把钥匙插进锁孔。拧不动。锈死了。
我蹲在门口，用指甲抠锁孔边沿的铜锈，抠得指尖出血。邻居老周头路过，
站在院门口看了我半天。“周师傅家的孙子？”我抬头。老周头七十六了，走路拄拐，
耳朵背，说话声音很大。“那门锁二十年了，”他喊，“你奶锁的，谁敢开？
”我说我奶让我开的。他愣了一下。然后他颤巍巍走进院子，从我手里拿过钥匙，
往锁孔里滴了几滴缝纫机油。“等会儿，”他说，“锈透啦，急不得。”我蹲在门槛边等。
秋天的太阳黄澄澄的，照在青砖墙上，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他靠着门框，眯着眼睛，
烟袋锅搭在膝盖上——跟我奶当年一个姿势。“你奶那辈子，”他忽然开口，“不容易。
”我没说话。“她顶的常家，你知道吗？”“知道。”“那你知道常家是哪一脉？”我摇头。
他抽了口烟。“常天龙。”他的声音很轻，不像跟我说的，像跟烟说，跟风说，
跟二十年前就死去的那个老太太说。“你听过这名字吗？”我没有。
可当这三个字落进耳朵里，我的头皮麻了一下。不是冷。是感应。仙家血脉里的感应。
老周头没再说下去。他磕了磕烟袋锅，站起身，往院门口走。走到门边，他停下来。
“你奶年轻时……”他背对着我，声音听不出情绪，“也是开这扇门的人。”他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站到太阳落山。堂屋门还是没开。我没勇气。那天晚上我住在西屋，
就是十三年前我奶去世那间屋。炕是冷的，我没烧火。裹着军大衣躺在炕席上，
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月亮比清明那晚还大，光从窗纸渗进来，把屋里照得透亮。后半夜，
我又听见敲门声。咚。咚。咚。还是三声，很轻，从堂屋那边传过来。我没动。咚咚咚。
急促了些。我坐起身，披上军大衣，走出西屋。堂屋门关着。铜锁还挂在那儿，
钥匙孔里还插着那把钥匙——白天我试过，拧不动，没拔出来。可现在锁开了。
铜锁挂在门鼻上，锁舌弹开，门虚掩着一道缝。缝里有光。不是月光，不是烛光。
是一种很老很旧的光，泛黄，像煤油灯，又像老电影胶片上那种暗哑的色泽。我推开门。
堂屋还是那个堂屋。可又不对了。供桌还在，牌位还在，墙上的画像还在。
可这些都不是我奶生前供奉的东西。牌位上刻着三个字。常天龙。画像上不是蛇。是一个人。
男人，中年，面容清瘦，穿一身黑布长衫，坐在一把太师椅上。他背后没有窗，没有墙，
只有一片浓稠的黑。他的眼睛看着画外。不是画像那种固定的、程式化的凝视。是活的。
我站在门槛边，跟画里那个人对视。一秒。两秒。然后画像里那个人的嘴角动了。他在笑。
堂屋的灯灭了。不是停电——是所有的光都在那一瞬间被吸走。窗外没有月亮了，
供桌没有烛台了，连墙上的画像都隐入黑暗。只有那双眼睛还在。瞳孔是一条竖线。像猫。
像蛇。我听见一个声音。不是从画像里传出来的。是从我脚底下——不对，
是从青砖缝里、梁柱缝里、墙皮缝里，从这栋老房子每一道裂纹每一处缝隙里渗出来。
“周家五代。”那声音没有性别，没有年龄，没有方向。像一口枯井，像一座空坟，
像腊月夜里灌进衣领的风。“终于等到你了。”我想跑。腿不听使唤。我想喊。
喉咙像被一只手攥住。那个声音继续说话。“你太爷爷欠我一个约定，”它说，
“你爷爷躲了一辈子，你奶锁了二十年。”“你是第六代。”脚底下的青砖开始松动。
不是一块。是铺满整个堂屋的几百块青砖，一块一块，从缝隙里往外渗水。水是黑的，
黏稠的，像化开的沥青，像陈年的血。砖缝越裂越宽。黑水越渗越多。然后我看见了。
青砖底下不是泥土。是鳞。一片叠一片，一片压一片，墨青色，泛着幽暗的光。
那些鳞片在动——不是整片挪动，是每一片都在独自翕张，像呼吸，像吞咽。
堂屋的地面是一条蛇。不是画在墙上的蛇，不是供在牌位上的蛇。
是这栋房子底下盘着的、睡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蛇。那条蛇没有动。
它只是把眼睛睁开了一道缝。就这一道缝，我看见了。那眼睛不是竖瞳。是人眼。眼白泛黄，
虹膜深褐，瞳孔圆而散大，像一具死去了很久的尸体。那是常天龙的眼睛。
我奶的牌位供在东屋。第二天早上，我把牌位请进堂屋，放在常天龙的供桌下首。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只知道当我把那个落了二十年灰的木牌位摆正时，
堂屋里的黑水退下去半寸，青砖的缝隙也合拢了一些。那双眼睛还在看我。
可那目光里少了一点东西。不是善意。是审视。我跪在供桌前，膝盖压着冰冷的地砖。
“周家第六代，”我说，“周睿。”没有应答。“我奶让我来，”我说，“她把钥匙留给我，
让我把门打开。”还是没有应答。我不知道跟仙家该怎么说话。我奶活着时从没教过我。
她只锁门，不解释。“你想要什么？”我问。供桌上的香炉动了一下。不是风吹的。
堂屋门窗紧闭，连缝都没有。香炉自己在青砖面上滑了半寸，炉底蹭出刺耳的声响。
我低头看。香炉底下压着一张纸。黄裱纸，折成方块，边角发脆，一碰就要碎。我打开。
纸上只有一行字。毛笔写的，墨迹褪成暗褐色。字迹潦草，笔画粘连，
像在极度的惊恐中仓促落笔。“民国三十七年，腊月廿三。”底下是一个签名。周永年。
我太爷爷的名字。我不知道民国三十七年腊月廿三发生了什么。周永年死在1961年，
饥荒那两年。我爷爷说他是饿死的，没棺材，卷张草席埋在后山。
没人提过他写过什么字、欠过什么债。我把那张黄裱纸看了三遍。纸角还有一个红印。
不是印章。是指印。干涸的血迹，螺纹清晰，像摁下时用了全身的力气。那是周永年的血。
腊月二十三。我忽然想起一个日子。1998年腊月二十三，我奶锁门那天。
2003年腊月二十三，我十八岁那年，她站在门槛边回头看我。2005年腊月二十三，
她去世前两天，一直昏睡，谁叫都不醒。腊月二十三。小年。灶王爷上天的日子。
也是民国三十七年，我太爷爷签下那纸契约的日子。那个字念什么来着？契。契约的契。
我花了三个月时间，翻遍老房子的每一个角落。周永年没留下任何遗物。
我爷爷1958年搬到碾子山，带过来两个包袱、一口木箱。
木箱里装的是他岳父——也就是周永年亲家——的一件皮袄，跟周家没关系。
我爸说周永年死前把自己的东西全烧了。纸、衣裳、被褥、炕席。烧了整整一个下午，
浓烟从烟囱往外冒，半个村子都看见。烧完第二天，他躺到炕上，再没起来。为什么要烧？
没人知道。可我在灶膛底下找到了一样东西。一块陶片。巴掌大小，烧变形了，
边缘熔成琉璃状。陶片正面残留着朱砂画的符，笔画断断续续，勉强能认出几个字。“常。
”“血。”“契。”我把陶片洗干净，放在供桌上。常天龙的眼睛还看着我。可这一次，
那目光里多了一点东西。是笑。2021年春节，我没回长春。我跟媳妇说老家房子要修，
得盯着。她没多问，只说过年记得吃饺子。我一个人在老房子过了除夕。下午扫了院子，
贴了春联，给堂屋供桌上了三炷香。香是村里小卖部买的，五毛钱一捆，烧起来烟大，
熏得眼睛疼。晚上煮速冻饺子。韭菜鸡蛋馅，皮厚，煮破三个。我端着碗坐在堂屋门槛上，
看着黑漆漆的院子。饺子凉了，汤也凉了，我没动筷子。后半夜，敲门声又响了。咚。咚。
咚。这回不是堂屋门。是院门。我站起身，走到院子里。月亮很大，光把青砖地照成银白色。
院门虚掩，门缝里透进来一道极细的光。我拉开院门。门外没人。可门槛边放着一只鞋。
绣花鞋。黑色布面，鞋头绣一朵莲，莲瓣褪成暗红，鞋帮沾着干涸的泥迹。
跟2018年清明晚上从门缝塞进来的那只一模一样。两只。一左一右。我把鞋捡起来。
很轻，轻得像没有实物，只有形状。鞋面上那片暗红的莲花在月光底下微微反光，
像沾了露水，又像别的什么。我攥着两只鞋，站在院门口。冷风灌进领口。
我把鞋供在堂屋供桌上，放在周永年那张血契旁边。然后我给常天龙上了一炷香。
“是你让她来的？”画像里的眼睛没动。“还是她自己要来？”那双眼睛依然没有回应。
可案台上的香灰动了。不是被风吹散。是整柱香从中间断开，上半截无声无息滑落，
在青砖面上滚了两滚，停在供桌腿边。断香。出马仙的规矩我多少知道一点。仙家不应，
是拒绝。仙家断香，是——警告。我没再问。那天晚上我梦见了周永年。
他穿着民国那种灰布棉袍，袖口磨破了，露出发黄的棉絮。他蹲在灶膛边，
一张一张往火里递纸。纸上的字我看不清。火舌舔过来，舔过他的手指，他像没感觉。
灶膛里烧的最后一本是账册。蓝布封皮，线装，边角用墨笔写着三个字。常天龙。
他翻开账册，撕下第一页。那页纸上密密麻麻全是字，笔画挤在一起，像无数条蜷曲的蛇。
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纸凑近火苗。火从纸边烧起来，烧到纸心，烧到字迹。
墨迹在火焰里扭动、蜷缩、发黑，最后变成一片飞灰。所有纸都烧完了。他站起来。
然后他转过身，看着我。那是周永年的脸。五十来岁，瘦，颧骨突出，眼窝深陷。嘴唇干裂，
胡茬花白，眼角挂着眼屎。可他的眼睛不是周永年的眼睛。眼白灰黄，瞳孔是一条竖线。
常天龙。他看着我，嘴唇不动，声音却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周永年欠我二十年香火。
”“他儿子躲我，他儿媳锁我。”“你是第六代。”他停了一下。那双蛇瞳里倒映着我的脸。
“契没有废。”“你太爷爷的血还在。”我醒了。天已经亮了，日头从窗纸渗进来，
黄澄澄的，照在被面上。我躺在西屋炕上，军大衣还裹在身上，鞋也没脱。
供桌上那柱香还燃着。我没断过香。是它自己续上的。2022年秋天，我辞了工作。
媳妇没问为什么。她只问，回去多久。我说不知道。她说，那房子该修了。
她把儿子送去了她妈那儿，自己回吉林市上班。临走前给我塞了两千块钱，说老房子过冬冷，
买床厚被。我没买被。那钱我买了香。上等沉香，八十块一捆，我奶活着时舍不得买的那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