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十年画师的崩塌我叫潘忠国。在广告圈里，人们叫我“潘神”。
不是因为我画得多神，而是因为我能用一支数位笔，
在三小时内画出客户想要的一切——不管是梦幻的城堡还是科幻的飞船，
不管是可爱的萌宠还是炫酷的机甲。我的作品遍布这座城市的地铁站、公交站牌、商场大屏。
我的月薪五万，住在CBD旁的高级公寓，书房里摆满了各种绘画比赛的奖杯。
我以为我懂画画。直到我遇见了调调。那是一个周四的下午，
客户要求我画一幅“有灵魂”的插画。“潘老师，这次的产品是老年助听器，
我们想要温暖、有温度的感觉，不要那种冷冰冰的科技感。”我点头，手指在数位板上飞舞。
两小时后，我交稿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夕阳下的公园长椅上，
脸上带着安详的微笑，耳朵上戴着我们的产品。画面温馨，光影完美，构图无可挑剔。
客户看了很久，最后说：“潘老师，画得很好，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他付了钱，
但那个“缺了点什么”像根刺，扎在我心里。那天晚上，
我在常去的绘画论坛上看到了一个帖子：“寻找真正懂得‘看见’的人——调调绘画工作坊，
限三人。”帖子很简短，没有作品展示，没有师资介绍，
只有一段话：“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画缺少生命，如果你厌倦了技巧的堆砌，
如果你愿意从零开始——来找我。”下面的评论寥寥无几：“又是故弄玄虚的骗子吧？
”“连作品都不放，谁去啊？”“调调？这名字真怪。”但我鬼使神差地记下了联系方式。
工作坊在一个老旧居民楼的天台上。我到的时候，已经有两个人等着了。
一个是二十岁出头的女孩，染着蓝色头发，穿着宽大的卫衣，耳朵上至少打了八个耳洞。
另一个是六十岁左右的大叔，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拎着个破旧的画箱。
“你们也是来上课的？”蓝发女孩先开口，“我叫小雅，美院大三。”“李建国，
”大叔点点头，声音低沉，“退休教师，画了四十年。”“潘忠国，”我说，“职业插画师。
”我们互相打量，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尴尬。这时，天台的铁门被推开了。
一个女人走了进来。她看起来四十多岁，穿着简单的亚麻衬衫和牛仔裤，头发随意扎在脑后，
脸上没有化妆，眼角有细密的皱纹。最特别的是她的眼睛——清澈得像山涧的溪水，
却又深不见底。“我是调调，”她说，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
“欢迎来到‘看见’的课堂。”天台上空空如也，只有三把折叠椅，三个画架，
和三套最基础的画具——铅笔、炭条、一叠粗糙的素描纸。没有投影仪，没有范画，
没有教学大纲。“第一课，”调调说，“画你们面前的这堵墙。
”我们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那是一堵再普通不过的墙，红砖裸露，有些砖块已经风化，
墙缝里长着几株顽强的野草，墙面上有水渍留下的痕迹。“就……画这堵墙？
”小雅忍不住问，“画多久？有什么要求？用什么技法？
”调调笑了：“画到你‘看见’它为止。没有要求，没有技法，只有你和墙。
”李建国已经开始动笔了，他的手法老练，线条精准，很快就在纸上勾勒出墙的轮廓。
我也拿起铅笔。对我来说，这太简单了。我闭上眼睛都能画出这堵墙——透视、光影、质感，
这些早就刻在我的肌肉记忆里。二十分钟后，我完成了。一幅完美的素描，
墙砖的每一处细节，光影的每一个过渡，甚至墙缝里野草的姿态，都栩栩如生。我看向调调，
等待夸奖。她走到我面前，看了看我的画，又看了看那堵真实的墙。
然后她说：“你画的是‘墙’这个概念，不是这堵墙。”我愣住了。“你看，”她指着画面，
“这里的阴影处理得很标准，这里的透视完全正确，
这里的质感表现得很到位——但这不是你‘看见’的墙，这是你‘知道’的墙。
”她转向那堵真实的墙：“现在，放下你所有的‘知道’，只是‘看’。
看它的颜色——不是‘砖红色’，而是那种被岁月浸泡过的、带着灰调的红。
看它的纹理——不是‘粗糙的质感’，而是每一块砖都有自己独特的裂痕和斑点。
看那株野草——不是‘植物’，而是一个在夹缝中挣扎了三年才长出两片叶子的生命。
”我重新看向那堵墙。突然间，它变得陌生了。“十年，”调调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你学了十年的技巧，却忘了怎么‘看’。”她走到小雅身边。小雅画得很抽象，
墙被解构成几何图形，色彩大胆而混乱。“你在表达情绪，”调调说，
“但情绪是浮在水面的油，我要你沉到水底，去看水本身。”她又走到李建国身边。
李建国的画工整得像建筑图纸，每一块砖的大小、位置都精确无误。“你在记录数据，
”调调说，“但数据是骨架，我要你触摸它的血肉。”最后，她回到我面前。“而你，
潘忠国，你在复制表象。你画的是‘完美的墙’，不是‘这堵墙’。
完美是最大的谎言——这世界没有完美，只有真实。”她拿起我的画，轻轻撕成了两半。
“从今天起，忘掉你学过的一切。”第一堂课结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们三个人站在天台上，看着城市的灯火一盏盏亮起，谁都没有说话。
李建国先打破了沉默：“我画了四十年，今天才知道，我其实不会画画。”小雅蹲在地上，
用手指在灰尘上乱画：“我一直以为画画是表达自我，原来我连‘自我’是什么都没看清楚。
”我看着手中被撕成两半的画，那些曾经让我自豪的线条和阴影，此刻看起来如此苍白。
“回家吧，”调调说，“下周同一时间，记得带一颗空白的心来。”我走在回家的路上，
脚步沉重。手机响了，是客户发来的消息：“潘老师，下周一有个急单，
需要一幅母子题材的插画，预算加百分之二十，能接吗？”如果是以前，
我会立刻回复“没问题”。但今天，我盯着手机屏幕，久久没有回复。
我不知道该怎么画“母子”了。我不知道什么是“温暖”，什么是“爱”，什么是“连接”。
我只知道光影、构图、色彩搭配——这些技巧的堆砌。我回复：“抱歉，最近不接单了。
”然后关机。回到家，我打开电脑，看着硬盘里上千张作品。
商业插画、游戏原画、广告海报……每一张都技术精湛，每一张都符合行业标准。但此刻，
它们看起来如此空洞。像精致的玩偶，有完美的五官和衣饰，却没有心跳。
我翻到最早的作品，那是大学时代的习作，线条笨拙，透视错误，色彩脏乱。但奇怪的是，
那些画里有一种我现在作品里没有的东西。一种笨拙的、真诚的、试图触摸世界的感觉。
我打开数位板，想画点什么。手指悬在空中，却迟迟无法落下。我不知道从何开始。
调调的话在耳边回响：“放下你所有的‘知道’，只是‘看’。”我看向窗外。
对面楼的灯光，窗帘后晃动的人影，阳台上的盆栽，夜空中的半轮月亮。
这些我看了十年的风景，突然变得陌生而新鲜。我拿起铅笔和纸，开始画。
不是画“窗外的夜景”，而是画“此刻我看见的”。我的手在颤抖。不是因为紧张，
而是因为恐惧。恐惧于自己的无知，恐惧于面对真实，恐惧于承认——我，潘忠国，
所谓的“潘神”，其实根本不会画画。第二章：摧毁与重建第二次上课，
调调让我们画自己的手。“就画你们现在拿笔的这只手。”李建国立刻开始测量比例，
小雅闭上眼睛感受手的温度，我则盯着自己的右手——这只画过成千上万张画的手。
指节因为长期握笔而略显粗大，指甲修剪整齐，虎口处有一小块茧子。我开始画。这一次，
我试图“看见”。我画指甲上的半月痕，画皮肤下隐约可见的青色血管，
画指关节处细微的皱纹。画完后，我看向调调。她走过来，看了一眼，
问：“你画的时候在想什么？”“我在观察细节，”我说，“皮肤的纹理，骨骼的结构，
光影的变化——”“不，”她打断我，“我问的是，你在‘想’什么？”我愣住了。
“你在想‘怎么画得好’，在想‘怎么表现真实’，在想‘怎么通过这次测试’，
”调调的声音很轻，却像锤子敲在我心上，“你太用力了。画画不是考试，不需要‘通过’。
画画只是‘在’。”她让我闭上眼睛。“现在，不要看你的手，感受它。
感受铅笔压在指尖的重量，感受纸张粗糙的质感，感受手腕悬空时的微小颤抖。”我照做了。
“然后，画。不要思考，只是让手带着你画。”我睁开眼睛，重新画。这一次，
我不再追求准确，不再思考技法，只是让手在纸上移动。画出来的东西歪歪扭扭，比例失调，
完全不像一只“标准”的手。但调调却说：“这张比刚才那张好。”“好在哪儿？
”我忍不住问，“它根本不准确！”“但它‘真’，”调调说，“刚才那张是手的照片，
这张是手的传记。照片只记录外表，传记记录生命。”小雅凑过来看我的画：“哇，潘老师，
你画得好像小孩涂鸦。”她说这话没有嘲讽的意思，而是真的惊讶。我看着她天真的眼神，
突然明白了什么。我们三个——李建国、小雅和我——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盲”。
李建国被“准确”束缚，小雅被“表达”迷惑，我被“技巧”囚禁。我们都在画画，
但都没有真正在“画”。第三次上课，调调带来了三个苹果。“今天画这个。
”她把苹果放在我们面前的小凳子上。普通的红富士，超市里五块钱一斤的那种。
我盯着苹果，开始调动我所有的知识——球体的光影规律，红色的色彩变化，
苹果蒂的细节处理……“停，”调调的声音响起，“你又开始了。”她走到我面前，
拿起那个苹果，咬了一口。汁水从她嘴角流下来。“现在画。
”我看着那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缺口处露出白色的果肉，氧化后微微泛黄，
果皮上的红色深浅不一，有几处棕色的斑点。我画得很慢。这一次，我不再画“苹果”，
而是画“这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画它不完美的形状，画它正在氧化的果肉，
画它即将腐烂的命运。画完后，调调看了很久。然后她说：“这是你这三周来，
画得最好的一张。”“为什么？”我问，“它甚至不完整。”“因为它有生命，”调调说，
“完整的东西是静止的，残缺的东西是变化的。你在画变化，在画时间，
在画一个苹果的最后一刻。”她拿起我画的苹果，
又拿起李建国画的苹果——他画得极其精准，连苹果皮上的蜡质反光都表现出来了。
“你们看，”她说，“李老师的苹果可以放在教科书里当范画，但它永远只是苹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