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插入锁孔时发出的声音，在凌晨两点的消防通道里，响得像个宣言。
我屏住呼吸转动——卡住了。冷汗瞬间就爬满了后背。这扇老旧生锈的铁门后，是公司三年前废弃的储物间，位于写字楼十二层消防通道的尽头，离最近的监控探头有十七步的距离。这些数据我丈量过三次。
第二次用力，锁芯发出干涩的呻吟，然后是“咔哒”一声解脱。门向内滑开十厘米，一股积尘、旧纸箱和潮湿水泥混合的气味涌出。我侧身挤进去，反手关上门，背靠在冰凉的门板上。
黑暗是完整的。
我等到眼睛适应，才拧开手电筒。光束切开黑暗的瞬间，无数尘埃像星群般翻飞起舞。房间比记忆中更小——九平米，也许更少。手电光扫过墙面：剥落的米黄色涂料，水渍晕开的褐色地图，角落里堆着半人高的过期宣传册，还有几个瘪了的纸箱。唯一的窗户是那种老式的推拉窗，玻璃上有一道闪电状的裂纹，从右上角劈向左下。
就是这里了。
我放下背包，手电筒立在纸箱上，光束指向天花板。光柱中尘埃继续缓慢旋转，像某种仪式性的舞蹈。今天是我二十七岁生日。七小时前，母亲在电话里说：“林溪，你张阿姨介绍的男孩子，你看都不看就说不行。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你就不能实际一点吗？”
实际一点。这个词在我二十七年的生命里，像背景音一样持续播放。实际一点，选理科；实际一点，进大厂；实际一点，租离公司近的房子；实际一点，找个条件相当的人结婚。
我在大厂做视觉设计师，表面光鲜——月薪两万三，在朋友圈发加班夜景配文“星光不负赶路人”，参加行业峰会，名片上印着Senior的抬头。但没有人知道，我住在一个九十年代老小区的合租房里，用薄薄的石膏板隔出来的客厅隔断间，月租三千五。我的“房间”没有窗，只有一扇对着公共走廊的磨砂玻璃门，每晚听着室友洗漱、外卖员敲门、情侣吵架入睡。
也没有人知道，过去的三个月里，我每天下班后都在公司待到十一点，然后背着电脑包，一层一层地“散步”。我在寻找什么，自己也不完全清楚。直到两周前，我偶然推开这扇以为锁着的门。
手电光停在那扇裂了缝的窗户上。我走过去，手掌贴上玻璃。裂缝正好划过我的掌心纹路。窗外是这个城市永不熄灭的灯光矩阵，远处高架桥上流动的车灯汇成光的河流。但在玻璃的裂缝处，一切都断裂、错位、重组——写字楼的直线条扭曲成波浪，红色的广告牌分裂成两半不相干的光斑。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外婆家阁楼的天窗。夏天暴雨时，我躺在凉席上，看雨滴在玻璃上炸开、流淌，把外面的世界晕染成水彩画。那是属于我的第一个秘密空间。后来阁楼堆满杂物，天窗被木板钉死。
我从背包里取出那张A4纸。上面是我用公司打印机打印的《关于十二层消防通道附属房间临时整改的通知》，盖着伪造的行政部公章——用Photoshop做的，花了我三个晚上。纸的边缘已经被我捏得发软。
推开门，走廊的声控灯应声而亮。我把通知贴在门中央，用透明胶带仔细贴好四个角。白纸黑字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异常正式：“因消防安全检查需要，本房间暂改为临时物料库房，整改期三个月。无关人员请勿入内。”
三个月。我需要三个月。
回到房间，我从背包最里层拿出睡袋。那是我大学登山社时买的，鲜橙色，已经五年没用了。摊开时扬起一阵灰尘，在光柱中翻腾如微型沙暴。睡袋铺在房间中央的水泥地上，我钻进去，拉链拉到下巴。
寒冷从地面渗透上来，透过睡袋的底层，一点点啃噬我的体温。但我没有动。我盯着天花板上的污渍，它们在手电余光中像云，像岛屿，像从未见过的大陆轮廓。
凌晨四点，门外传来规律的响声。我猛地清醒——是保洁的推车。轮子碾过瓷砖地面的声音由远及近，在门口停顿了三秒。我蜷缩在睡袋里，心脏撞着肋骨。三秒后，轮子声继续向前，逐渐远去。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白雾在手电余光中散开。就是那三秒的停顿，让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房间是真实的。它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秩序里，保洁的推车会经过它，灯光会照亮它的门，空气会在它的窗户内外流动。
而我，正非法占据着它。
这个认知让我莫名兴奋起来。我坐起身，手电筒的光重新扫过这个空间。九平米。长三米，宽三米。墙壁上的水渍像古老壁画。窗户的裂缝。堆在角落的纸箱，里面可能是过期的财务报表，或者废弃的会议记录。
我爬出睡袋，走到窗户边。凌晨四点半，城市开始从最深的睡眠中苏醒。东边的天空泛起蟹壳青，然后是淡淡的橙，像有人在远山后面点燃了第一根火柴。光线透过有裂缝的玻璃，在地面上投下破碎的光斑。
我伸手触摸那道裂缝。指尖传来玻璃冰凉的质感。裂缝的边缘并不锋利，被时间和灰尘打磨得圆润。我忽然想：这扇窗被打破多久了？是什么打破了它？一块飞来的石子，一次不小心的碰撞，还是温度变化导致的自然开裂？
没有答案。就像没有人问过我：林溪，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手机在背包里震动。我掏出来，屏幕在昏暗中亮得刺眼。母亲的信息：“生日别忘了吃面。周末回家吧，张阿姨想带那个男孩子来见见。”
我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地上。光消失了。
手电筒的光越来越弱，电池即将耗尽。在完全熄灭前的最后一分钟，我做了一件事：从背包侧袋掏出那支我随身带的银色油漆笔，走到对着门的那面墙前。
笔尖接触墙面的瞬间，我停顿了。要写什么？宣告所有权？表达存在？还是仅仅为了证明“我来过”？
笔尖落下。不是文字，而是一条线。从离地一米二的高度开始，水平地向右侧延伸。油漆笔在粗糙的墙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春蚕食叶。线画了大约一米长，然后停止。
我在下面写了个日期：10.23。
我的二十七岁第一天。
手电筒熄灭了。但窗外的天光正在增强，房间里不再是完全的黑暗。我靠着那面墙坐下，膝盖抵在胸前。水泥地的寒意再次涌来，但我突然感觉不到冷了。
远处传来第一班地铁驶过的微弱震动。这个城市巨大的身躯正在翻身，准备迎接新的一天。而在它最不起眼的褶皱里——在这个九平米的、被遗忘的、有裂缝窗户的房间里——我第一次，呼吸到了属于自己的空气。
裂缝玻璃上映出了天空的颜色。橙色在加深，红色在渗透，破碎的晨光在地面上缓慢移动。光斑爬过我的手背，爬上我的膝盖，最后停在我刚画下的那条银线上。
线在晨曦中微微反光，像一道刚刚结痂的伤口，也像一条刚刚开始流动的河。
我闭上眼睛。在合租的隔断间里，我从未听过自己的心跳。室友的鼾声、楼上的脚步声、水管的水流声，这些声音织成一张网，把我裹在里面。但在这里，在这个水泥盒子里，我听见了——咚，咚，咚。缓慢而坚定，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门。
不，不是敲门。
是凿壁。
从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