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分配------------------------------------------ 青萍之末 毕业分配，省城的热浪裹着蝉鸣，从梧桐树的枝叶间泼下来。，手里攥着一封已经被汗浸软了的信。信是三天前收到的，母亲托在县城读书的同乡捎来的，只有歪歪扭扭的几行字：“家里都好，莫挂念。你爹的腿还是老样子。毕业分配的事，能留城里就留城里，实在不行回来也中。”，留城的名额只有一个，而全班四十七个人，有一半都盯着。“陈青松。”。他回头，是辅导员老韩，手里拿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先进工作者”五个红字，已经磨得只剩半边。“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只有十来个平方，堆满了文件和学生档案。窗户对着操场，下午的太阳把窗台上的灰都晒得发烫。，点了根烟，半天没说话。，等着。“你的事，系里议过了。”老韩弹了弹烟灰，“留城指标只有一个，给了李清泉。他家的情况你也知道，独子，父亲工伤瘫了，不留在城里照顾，说不过去。”。“你呢，”老韩看了他一眼，“县教育局那边有个借调名额，临时帮忙，不算正式编制。你要是愿意，先去干着，往后有机会再想办法。要是不愿意，就回原籍分配，你们县今年要人，分回去肯定有位置。”。
老韩把烟掐了，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你是我见过最用功的学生之一，每次考试都是前三，毕业论文写得也好，老周教授还专门问过你。但是分配这回事，不只看成绩，你也明白。”
陈青松终于开口：“韩老师，那个借调，是借到哪儿？”
“市教育局。”老韩说，“筹备今年的教师节表彰大会，缺跑腿的。活儿杂，累，但好歹是市里，眼界不一样。你要是去，明天就去报到。”
陈青松点了点头。
老韩又点了根烟，看着他走出去，叹了口气。
师范生每月有十八块钱的生活补助，陈青松拿了四年，每个月给自己留八块，剩下十块寄回家。四年下来，他没添过一件新衣服，冬天穿的是高中时的旧棉袄，袖口磨得发白，露出里面的絮子。食堂打饭，他从来只打最便宜的素菜，偶尔打一次红烧肉，能高兴三天。
这些，老韩都知道。
从教学楼出来，陈青松在操场边上的水泥台子上坐了很久。
太阳慢慢往下落，把操场上的草晒出一股焦糊味儿。有几个低年级的男生在踢球，喊叫声传过来，像另一个世界的事。
他想起了四年前。
那年夏天，他考上师专的消息传到靠山乡，李大山赶了三十里山路到县城，给他买了一只钢笔。钢笔是英雄牌的，暗红色，六块五毛钱。李大山把钢笔塞到他手里，说：“咱靠山屯祖祖辈辈没出过一个秀才，你是头一个。往后当了官，别忘了咱这穷山沟。”
他没敢告诉李大山，师范毕业是当老师，不是当官。
他把那只钢笔一直留着，没舍得用。
第二天一早，陈青松背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坐上了去市教育局的公交车。
车里人挤人，汗味儿、烟味儿、早点摊的葱油味儿混在一起。他把包抱在怀里，靠着车门站着。车过一个路口时，他看见路边有个年轻人骑着崭新的凤凰自行车，车后座带着个穿裙子的姑娘，姑娘的笑声脆生生的，飘进车窗，又飘远了。
他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已经开了线的解放鞋。
教育局在东城区的一条老街上，是一栋三层的灰砖楼，墙上的爬山虎长得密不透风，把窗户都遮去了一半。
陈青松在门卫那儿登了记，按地址找到三楼最东头的房间。门上贴着一张白纸，用毛笔写着三个字：“会务组。”
他敲了敲门。
“进来。”
推门进去，屋里乱得像刚打过仗。桌子上堆满了文件、表格、信封、红头文件，地上堆着成捆的红绸子和锦旗，墙角立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庆祝第一个教师节表彰大会”几个大字，金粉掉了一半。
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从文件堆里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新来的？”
“是。陈青松，师专中文系毕业，韩老师让我来报到。”
“哦，老韩介绍来的。”中年男人站起来，走过来跟他握了手，“我姓周，周国平，会务组组长。你来得正好，人手不够，都快忙疯了。”
他指了指墙角那堆红绸子：“先把那些分分类。长的放左边，短的放右边，有条幅字的单独放一堆。弄完了喊我。”
陈青松放下包，挽起袖子，蹲到那堆红绸子跟前。
绸子上落满了灰，一动就腾起一团。他没躲，一块一块地抖，一块一块地叠，叠好了按大小分开放。周国平在办公桌那边打电话，声音很大：“不行不行，那批奖状明天必须送到，后天下厂印制，来不及了……对对对，就按之前定的规格，红底烫金字……”
电话挂了，他又开始批文件，批一份签一份，签完了往左手边一撂。
陈青松分完那堆红绸子，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周国平正好抬头，看了他一眼：“挺快啊。过来，帮我装信封。”
桌子上堆着几百个牛皮纸信封，还有一摞红头文件。周国平指了指：“把这些文件装进去，封好，按县区分类，明天要寄出去。”
陈青松坐下来，开始装信封。
他装得仔细，每装完一个，都要对着光看看封口有没有粘严实。装了几十个之后，他发现一个问题——有些信封上的地址和收件人，跟文件抬头上的单位对不上。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了：“周组长，这个文件抬头是县政府，但信封上写的是教育局，是不是……”
周国平正在接电话，摆了摆手，示意他等着。
电话打完，周国平走过来，拿起那个信封看了看，又看了看文件，愣了一下：“哟，还真是。”他把信封扔到一边，“算了，这个先放着，回头我重新写。你继续装，注意点儿，别装错了。”
陈青松点点头，继续装。
但越装越不对劲。有些文件抬头是“县人民政府”，信封写的是“县委宣传部”；有些抬头是“县教育局”，信封写的是“县政府办公室”。他不认识这些单位，也不知道这些单位之间是什么关系，但他觉得，这些东西寄出去，肯定有人收不到。
他停下手里的活儿，又把那些文件翻了一遍。
周国平注意到了：“怎么了？”
“周组长，”陈青松指着桌上那堆文件，“这些文件抬头都不一样，有的是政府，有的是教育局，有的是宣传部，但信封上写的好像……有点乱。是不是应该先按文件抬头分类，再找对应的信封？”
周国平愣了一下，走过来翻了翻那堆文件，又翻了翻那堆信封，忽然笑了。
“你小子，眼睛还挺尖。”他拍了拍陈青松的肩膀，“这是上一批剩下的信封，我图省事没重新写。行，听你的，先分类。”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纸：“这是各县区参会单位的名单和通讯地址，你对着这个来，把文件和人名对上号，再装。”
陈青松接过那张纸，开始工作。
这一干，就干到了天黑。
窗外的爬山虎在风里哗啦啦地响。楼道的灯坏了，三楼就剩他们这一间还亮着。周国平接了一下午电话，嗓子都哑了，这会儿歪在椅子上，端着搪瓷缸子喝水。
陈青松装完最后一个信封，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脖子，把那摞分好类的信封搬到周国平跟前：“周组长，都装好了。一摞是政府的，一摞是教育局的，一摞是宣传部的，还有一摞是其他单位的，您看看对不对。”
周国平放下缸子，翻了翻，点了点头：“行，挺好。”他抬起头，仔细打量了陈青松一眼，“老韩说你是个老实孩子，我看你不光老实，还细。”
陈青松不知道该说什么，笑了笑。
“饿了吧？”周国平站起来，从抽屉里翻出两张饭票，“去食堂吃，二楼，这会儿应该还有剩的。吃完早点回去休息，明天还有一堆事。”
陈青松接过饭票，没动。
“怎么了？”
“周组长，”陈青松犹豫了一下，“我想问问，这些文件上的单位，哪些是管教育的？我是说，教师节表彰大会，应该跟管教育的单位关系比较大，其他单位……是不是只发个通知就行？”
周国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小子，想的还挺多。”他点了根烟，吸了一口，“这些单位，都是要参会的。教师节不是光教育系统的事，宣传部门要宣传，政府要出席，县委要表态。你不懂，这里面的事，复杂着呢。”
他吐出一口烟，看着窗外的夜色，忽然又说了一句：“不过你能问这个，说明你动脑子了。好事。往后在机关里混，就得动脑子。”
陈青松没接话。
他拿着饭票，下了楼。
食堂在二楼，已经没什么人了，打饭的窗口只剩几个空盘子。师傅正在收拾灶台，见有人来，头也不抬地说：“没了没了，明天再来。”
陈青松站在那儿，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师傅抬头看了他一眼，见他手里捏着饭票，站在那儿不动，叹了口气：“等着。”
他从后厨端出一碗剩菜，又盛了一碗米饭，往窗口一放：“就这个了，爱吃不吃。”
陈青松端着碗，找了张靠窗的桌子坐下。
菜是炒豆芽和几片肥肉，已经凉了，油凝成一层白白的膜。他没嫌，把饭扒进菜里，搅了搅，大口吃起来。
窗外是黑漆漆的夜。远处有几栋楼亮着灯，不知道是办公楼还是居民楼。再远一点，是城市的轮廓，影影绰绰的，看不太清。
他想起了靠山乡。
这个时候，村里应该已经睡了。母亲在灶台上热着晚饭，父亲躺在里屋的床上，听着收音机里断断续续的戏。李大山家的狗会叫几声，然后被一声呵斥压下去。整个村子陷在黑暗里，只有偶尔一两声蛙鸣，证明还有活物。
他低头看了看碗里。
肥肉已经凉透了，咬在嘴里有些腻。他没吐，嚼了嚼，咽下去。
吃完饭，他把碗筷送到回收处，下了楼。
楼外头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打在梧桐树上，把影子拉得老长。他站在路边，不知道往哪儿走。
教育局没给他安排宿舍。老韩也没说住宿的事。他今天早上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想着先来报到，住宿的事回头再说。
这会儿天黑了，他才发现自己没地方可去。
他在路边站了一会儿，往回走。
走到教育局门口，门卫老头正坐在传达室里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放着京剧，咿咿呀呀的。他敲了敲窗户。
老头把收音机声音拧小，探出头来：“找谁？”
“大爷，我是今天来报到的，在会务组帮忙。我想问问，这附近有没有便宜点的招待所？”
老头打量了他一眼：“你还没找着住处？”
“没。”
老头想了想，把门推开：“进来坐会儿，我帮你想想法子。”
陈青松进了传达室。屋里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一本日历，日历上印着穿红裙子的大美女。老头把收音机彻底关了，递给他一个搪瓷缸子：“喝口水。”
陈青松接过来，说了声谢谢。
老头坐下，点了根烟：“你是刚毕业的学生？”
“嗯，师专的。”
“家哪儿的？”
“靠山县，靠山乡。”
老头点点头：“农村的。”
陈青松没吭声。
老头吸了口烟，说：“我年轻时候也是农村的，当兵出来的，转业留城里了。那会儿也跟你一样，头一天报到，没地方住，在火车站蹲了一宿。”
他站起来，从床底下拖出一张折叠床：“这张床是我的备用，你要是实在没地方去，今晚就在这儿凑合一宿。明天赶紧找住处。”
陈青松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谢谢大爷。”
“别谢了。”老头摆摆手，“出门在外，都不容易。”
那天晚上，陈青松在传达室的折叠床上睡的。
床很窄，翻个身就会掉下去。窗外的路灯整夜亮着，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在地上拉出一道白。收音机关了，但隔壁楼里有电视机的声音，隐隐约约的，听不清在放什么。
他躺在那儿，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块水渍，像一张地图。
他想起了下午在会务组看到的那堆文件。那些单位，那些公章，那些他从来没听过的名字。他还想起了周国平最后说的那句话：“往后在机关里混，就得动脑子。”
机关。
这个词对他来说，陌生得像另一个世界。
他闭上眼睛。
眼前浮现出母亲的脸。母亲站在灶台前，往锅里下着面条，热气腾腾的。她回头看了他一眼，说：“青松，吃饭。”
他睁开眼。
天花板上那块水渍，还在那儿。
窗外有车驶过，轮胎碾过路面，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消失在夜色里。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墙上贴着一张旧报纸，发黄了，字迹模糊。他凑近看了看，是一则新闻，标题还能认出来：《我省高考录取工作圆满结束》。
报纸日期是：一九八四年八月。
那是去年的事。
去年这个时候，他还在师专的图书馆里，埋头翻着那些发黄的史书。窗外也是蝉鸣，也是热浪，也是汗味儿和油墨味儿混在一起。
那时候他想着，等毕业了，分到县城，当个中学老师，每个月的工资寄一半回家，攒几年，把家里的土坯房翻盖一下，再给父亲治治腿。
他没想过留城。
不是不想，是不敢想。
可现在，他站在了城里。
虽然只是借调，没有编制，随时可能被退回去。虽然只能睡在传达室的折叠床上，听着隔壁楼的电视声。虽然脚上那双开了线的解放鞋，跟这个城市格格不入。
但他站在了这里。
他闭上眼睛，慢慢睡着了。
窗外，城市的夜，还在继续。
第二天早上，他被老头的收音机吵醒。
京剧，还是那个调调。
老头见他醒了，递过来一个搪瓷缸子：“洗把脸，门口有水龙头。”
他爬起来，接过缸子，走到门口。
水龙头在墙角，水流很细，凉丝丝的。他捧了水往脸上泼，泼了好几把，总算清醒了。
回到传达室，老头已经把折叠床收起来了，桌上放着两个馒头和一小碟咸菜：“吃吧，我请的。”
陈青松愣了一下。
“愣着干啥？吃啊。”老头把馒头往他跟前推了推，“一会儿上班了，别让人看见你在传达室吃饭，不好看。”
陈青松拿起馒头，咬了一口。
馒头是凉的，但很暄软。咸菜是芥菜疙瘩腌的，咸中带点辣。
他大口吃着，一句话也没说。
老头坐在对面，抽着烟，看着他。
吃完了，陈青松站起来，又鞠了一躬：“大爷，谢谢您。”
“行了行了，”老头摆摆手，“赶紧上去吧，第一天别迟到。”
陈青松点点头，往外走。
走到门口，老头忽然叫住他：“哎，你叫啥来着？”
“陈青松。”
“陈青松，”老头点点头，“我姓孙，孙玉厚。往后有啥难处，就下来找我。”
陈青松站在门口，看着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来。
最后他只是点了点头，转身上了楼。
三楼，会务组的门开着。
周国平已经到了，正对着墙上的一张表格发愁。见陈青松进来，头也不回地说：“来得正好，过来看看这个座次表，我怎么排都觉得不对。”
陈青松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那是一张密密麻麻的表格，上面写满了单位和人名。最上面一行写着：主席台第一排。
周国平指着那行字，说：“这里面有老同志，有现任领导，有教育界的代表，还有劳模。谁挨着谁，谁靠边，都有讲究。排不好，到时候有人当场翻脸。”
他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
陈青松看着那张表格，没有说话。
窗外，太阳升起来了。
阳光穿过爬山虎的叶子，在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新的一天，开始了。
老韩把烟掐了，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你是我见过最用功的学生之一，每次考试都是前三，毕业论文写得也好，老周教授还专门问过你。但是分配这回事，不只看成绩，你也明白。”
陈青松终于开口：“韩老师，那个借调，是借到哪儿？”
“市教育局。”老韩说，“筹备今年的教师节表彰大会，缺跑腿的。活儿杂，累，但好歹是市里，眼界不一样。你要是去，明天就去报到。”
陈青松点了点头。
老韩又点了根烟，看着他走出去，叹了口气。
师范生每月有十八块钱的生活补助，陈青松拿了四年，每个月给自己留八块，剩下十块寄回家。四年下来，他没添过一件新衣服，冬天穿的是高中时的旧棉袄，袖口磨得发白，露出里面的絮子。食堂打饭，他从来只打最便宜的素菜，偶尔打一次红烧肉，能高兴三天。
这些，老韩都知道。
从教学楼出来，陈青松在操场边上的水泥台子上坐了很久。
太阳慢慢往下落，把操场上的草晒出一股焦糊味儿。有几个低年级的男生在踢球，喊叫声传过来，像另一个世界的事。
他想起了四年前。
那年夏天，他考上师专的消息传到靠山乡，李大山赶了三十里山路到县城，给他买了一只钢笔。钢笔是英雄牌的，暗红色，六块五毛钱。李大山把钢笔塞到他手里，说：“咱靠山屯祖祖辈辈没出过一个秀才，你是头一个。往后当了官，别忘了咱这穷山沟。”
他没敢告诉李大山，师范毕业是当老师，不是当官。
他把那只钢笔一直留着，没舍得用。
第二天一早，陈青松背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坐上了去市教育局的公交车。
车里人挤人，汗味儿、烟味儿、早点摊的葱油味儿混在一起。他把包抱在怀里，靠着车门站着。车过一个路口时，他看见路边有个年轻人骑着崭新的凤凰自行车，车后座带着个穿裙子的姑娘，姑娘的笑声脆生生的，飘进车窗，又飘远了。
他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已经开了线的解放鞋。
教育局在东城区的一条老街上，是一栋三层的灰砖楼，墙上的爬山虎长得密不透风，把窗户都遮去了一半。
陈青松在门卫那儿登了记，按地址找到三楼最东头的房间。门上贴着一张白纸，用毛笔写着三个字：“会务组。”
他敲了敲门。
“进来。”
推门进去，屋里乱得像刚打过仗。桌子上堆满了文件、表格、信封、红头文件，地上堆着成捆的红绸子和锦旗，墙角立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庆祝第一个教师节表彰大会”几个大字，金粉掉了一半。
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从文件堆里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新来的？”
“是。陈青松，师专中文系毕业，韩老师让我来报到。”
“哦，老韩介绍来的。”中年男人站起来，走过来跟他握了手，“我姓周，周国平，会务组组长。你来得正好，人手不够，都快忙疯了。”
他指了指墙角那堆红绸子：“先把那些分分类。长的放左边，短的放右边，有条幅字的单独放一堆。弄完了喊我。”
陈青松放下包，挽起袖子，蹲到那堆红绸子跟前。
绸子上落满了灰，一动就腾起一团。他没躲，一块一块地抖，一块一块地叠，叠好了按大小分开放。周国平在办公桌那边打电话，声音很大：“不行不行，那批奖状明天必须送到，后天下厂印制，来不及了……对对对，就按之前定的规格，红底烫金字……”
电话挂了，他又开始批文件，批一份签一份，签完了往左手边一撂。
陈青松分完那堆红绸子，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周国平正好抬头，看了他一眼：“挺快啊。过来，帮我装信封。”
桌子上堆着几百个牛皮纸信封，还有一摞红头文件。周国平指了指：“把这些文件装进去，封好，按县区分类，明天要寄出去。”
陈青松坐下来，开始装信封。
他装得仔细，每装完一个，都要对着光看看封口有没有粘严实。装了几十个之后，他发现一个问题——有些信封上的地址和收件人，跟文件抬头上的单位对不上。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了：“周组长，这个文件抬头是县政府，但信封上写的是教育局，是不是……”
周国平正在接电话，摆了摆手，示意他等着。
电话打完，周国平走过来，拿起那个信封看了看，又看了看文件，愣了一下：“哟，还真是。”他把信封扔到一边，“算了，这个先放着，回头我重新写。你继续装，注意点儿，别装错了。”
陈青松点点头，继续装。
但越装越不对劲。有些文件抬头是“县人民政府”，信封写的是“县委宣传部”；有些抬头是“县教育局”，信封写的是“县政府办公室”。他不认识这些单位，也不知道这些单位之间是什么关系，但他觉得，这些东西寄出去，肯定有人收不到。
他停下手里的活儿，又把那些文件翻了一遍。
周国平注意到了：“怎么了？”
“周组长，”陈青松指着桌上那堆文件，“这些文件抬头都不一样，有的是政府，有的是教育局，有的是宣传部，但信封上写的好像……有点乱。是不是应该先按文件抬头分类，再找对应的信封？”
周国平愣了一下，走过来翻了翻那堆文件，又翻了翻那堆信封，忽然笑了。
“你小子，眼睛还挺尖。”他拍了拍陈青松的肩膀，“这是上一批剩下的信封，我图省事没重新写。行，听你的，先分类。”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纸：“这是各县区参会单位的名单和通讯地址，你对着这个来，把文件和人名对上号，再装。”
陈青松接过那张纸，开始工作。
这一干，就干到了天黑。
窗外的爬山虎在风里哗啦啦地响。楼道的灯坏了，三楼就剩他们这一间还亮着。周国平接了一下午电话，嗓子都哑了，这会儿歪在椅子上，端着搪瓷缸子喝水。
陈青松装完最后一个信封，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脖子，把那摞分好类的信封搬到周国平跟前：“周组长，都装好了。一摞是政府的，一摞是教育局的，一摞是宣传部的，还有一摞是其他单位的，您看看对不对。”
周国平放下缸子，翻了翻，点了点头：“行，挺好。”他抬起头，仔细打量了陈青松一眼，“老韩说你是个老实孩子，我看你不光老实，还细。”
陈青松不知道该说什么，笑了笑。
“饿了吧？”周国平站起来，从抽屉里翻出两张饭票，“去食堂吃，二楼，这会儿应该还有剩的。吃完早点回去休息，明天还有一堆事。”
陈青松接过饭票，没动。
“怎么了？”
“周组长，”陈青松犹豫了一下，“我想问问，这些文件上的单位，哪些是管教育的？我是说，教师节表彰大会，应该跟管教育的单位关系比较大，其他单位……是不是只发个通知就行？”
周国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小子，想的还挺多。”他点了根烟，吸了一口，“这些单位，都是要参会的。教师节不是光教育系统的事，宣传部门要宣传，政府要出席，县委要表态。你不懂，这里面的事，复杂着呢。”
他吐出一口烟，看着窗外的夜色，忽然又说了一句：“不过你能问这个，说明你动脑子了。好事。往后在机关里混，就得动脑子。”
陈青松没接话。
他拿着饭票，下了楼。
食堂在二楼，已经没什么人了，打饭的窗口只剩几个空盘子。师傅正在收拾灶台，见有人来，头也不抬地说：“没了没了，明天再来。”
陈青松站在那儿，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师傅抬头看了他一眼，见他手里捏着饭票，站在那儿不动，叹了口气：“等着。”
他从后厨端出一碗剩菜，又盛了一碗米饭，往窗口一放：“就这个了，爱吃不吃。”
陈青松端着碗，找了张靠窗的桌子坐下。
菜是炒豆芽和几片肥肉，已经凉了，油凝成一层白白的膜。他没嫌，把饭扒进菜里，搅了搅，大口吃起来。
窗外是黑漆漆的夜。远处有几栋楼亮着灯，不知道是办公楼还是居民楼。再远一点，是城市的轮廓，影影绰绰的，看不太清。
他想起了靠山乡。
这个时候，村里应该已经睡了。母亲在灶台上热着晚饭，父亲躺在里屋的床上，听着收音机里断断续续的戏。李大山家的狗会叫几声，然后被一声呵斥压下去。整个村子陷在黑暗里，只有偶尔一两声蛙鸣，证明还有活物。
他低头看了看碗里。
肥肉已经凉透了，咬在嘴里有些腻。他没吐，嚼了嚼，咽下去。
吃完饭，他把碗筷送到回收处，下了楼。
楼外头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打在梧桐树上，把影子拉得老长。他站在路边，不知道往哪儿走。
教育局没给他安排宿舍。老韩也没说住宿的事。他今天早上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想着先来报到，住宿的事回头再说。
这会儿天黑了，他才发现自己没地方可去。
他在路边站了一会儿，往回走。
走到教育局门口，门卫老头正坐在传达室里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放着京剧，咿咿呀呀的。他敲了敲窗户。
老头把收音机声音拧小，探出头来：“找谁？”
“大爷，我是今天来报到的，在会务组帮忙。我想问问，这附近有没有便宜点的招待所？”
老头打量了他一眼：“你还没找着住处？”
“没。”
老头想了想，把门推开：“进来坐会儿，我帮你想想法子。”
陈青松进了传达室。屋里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一本日历，日历上印着穿红裙子的大美女。老头把收音机彻底关了，递给他一个搪瓷缸子：“喝口水。”
陈青松接过来，说了声谢谢。
老头坐下，点了根烟：“你是刚毕业的学生？”
“嗯，师专的。”
“家哪儿的？”
“靠山县，靠山乡。”
老头点点头：“农村的。”
陈青松没吭声。
老头吸了口烟，说：“我年轻时候也是农村的，当兵出来的，转业留城里了。那会儿也跟你一样，头一天报到，没地方住，在火车站蹲了一宿。”
他站起来，从床底下拖出一张折叠床：“这张床是我的备用，你要是实在没地方去，今晚就在这儿凑合一宿。明天赶紧找住处。”
陈青松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谢谢大爷。”
“别谢了。”老头摆摆手，“出门在外，都不容易。”
那天晚上，陈青松在传达室的折叠床上睡的。
床很窄，翻个身就会掉下去。窗外的路灯整夜亮着，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在地上拉出一道白。收音机关了，但隔壁楼里有电视机的声音，隐隐约约的，听不清在放什么。
他躺在那儿，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块水渍，像一张地图。
他想起了下午在会务组看到的那堆文件。那些单位，那些公章，那些他从来没听过的名字。他还想起了周国平最后说的那句话：“往后在机关里混，就得动脑子。”
机关。
这个词对他来说，陌生得像另一个世界。
他闭上眼睛。
眼前浮现出母亲的脸。母亲站在灶台前，往锅里下着面条，热气腾腾的。她回头看了他一眼，说：“青松，吃饭。”
他睁开眼。
天花板上那块水渍，还在那儿。
窗外有车驶过，轮胎碾过路面，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消失在夜色里。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墙上贴着一张旧报纸，发黄了，字迹模糊。他凑近看了看，是一则新闻，标题还能认出来：《我省高考录取工作圆满结束》。
报纸日期是：一九八四年八月。
那是去年的事。
去年这个时候，他还在师专的图书馆里，埋头翻着那些发黄的史书。窗外也是蝉鸣，也是热浪，也是汗味儿和油墨味儿混在一起。
那时候他想着，等毕业了，分到县城，当个中学老师，每个月的工资寄一半回家，攒几年，把家里的土坯房翻盖一下，再给父亲治治腿。
他没想过留城。
不是不想，是不敢想。
可现在，他站在了城里。
虽然只是借调，没有编制，随时可能被退回去。虽然只能睡在传达室的折叠床上，听着隔壁楼的电视声。虽然脚上那双开了线的解放鞋，跟这个城市格格不入。
但他站在了这里。
他闭上眼睛，慢慢睡着了。
窗外，城市的夜，还在继续。
第二天早上，他被老头的收音机吵醒。
京剧，还是那个调调。
老头见他醒了，递过来一个搪瓷缸子：“洗把脸，门口有水龙头。”
他爬起来，接过缸子，走到门口。
水龙头在墙角，水流很细，凉丝丝的。他捧了水往脸上泼，泼了好几把，总算清醒了。
回到传达室，老头已经把折叠床收起来了，桌上放着两个馒头和一小碟咸菜：“吃吧，我请的。”
陈青松愣了一下。
“愣着干啥？吃啊。”老头把馒头往他跟前推了推，“一会儿上班了，别让人看见你在传达室吃饭，不好看。”
陈青松拿起馒头，咬了一口。
馒头是凉的，但很暄软。咸菜是芥菜疙瘩腌的，咸中带点辣。
他大口吃着，一句话也没说。
老头坐在对面，抽着烟，看着他。
吃完了，陈青松站起来，又鞠了一躬：“大爷，谢谢您。”
“行了行了，”老头摆摆手，“赶紧上去吧，第一天别迟到。”
陈青松点点头，往外走。
走到门口，老头忽然叫住他：“哎，你叫啥来着？”
“陈青松。”
“陈青松，”老头点点头，“我姓孙，孙玉厚。往后有啥难处，就下来找我。”
陈青松站在门口，看着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来。
最后他只是点了点头，转身上了楼。
三楼，会务组的门开着。
周国平已经到了，正对着墙上的一张表格发愁。见陈青松进来，头也不回地说：“来得正好，过来看看这个座次表，我怎么排都觉得不对。”
陈青松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那是一张密密麻麻的表格，上面写满了单位和人名。最上面一行写着：主席台第一排。
周国平指着那行字，说：“这里面有老同志，有现任领导，有教育界的代表，还有劳模。谁挨着谁，谁靠边，都有讲究。排不好，到时候有人当场翻脸。”
他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
陈青松看着那张表格，没有说话。
窗外，太阳升起来了。
阳光穿过爬山虎的叶子，在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新的一天，开始了。
相关推荐
